也有些年头了，这等财计之事决计错不了的。

    “胡大人，哀家没有怀疑你的意思，只是不明白都是借钱，为何英国人只要三四厘，而我大顺天朝却要六厘，几乎是他们的一倍了！”

    “太后有所不知，微臣打个比方，同样是买卖粮食，若是秋收之时，市场上到处都是新粮上市，自然便宜的很；而到了春荒的时候，市场上粮食就少多了，自然价码也就不一般了。这借钱也是一样，英国人的伦敦市场全世界的钱都集萃其地，英国人若要借钱，可以选择的对象多，自然出的利息少；而我们大顺的银钱不及英人多，所以借钱的对象少，所以要付的利息高。再说英人已经发债多年，与商人平买平卖，信誉卓著，而我大顺这方面就逊色多了！”

    “原来如此！”邓太后听到这里，不由得慨叹了一声。与邓太后不同，延英殿中其余几人都是久经宦途之人，从胡克勤的话语中得到的信息更多，他们虽然没有受过现代的公共财政学教育，但是十九世纪末的中国，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已经相当繁荣，以此为基础的大规模金融市场已经有了雏形，而旧有的以农业税收、盐铁税、海关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中央政府面对这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越发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不得不想方设法的从各方面开辟新的财源来面对来自内外的各种新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这几位自然对一些基本公共财政学的知识有了一些朴素的认识，胡克勤刚才指出英顺两国在发债成本和难度的差距其实就间接的反应了两国政府在政府信誉和财政能力上的巨大差距，由于顺国的士人精英集团与掌握着巨大财富的商人集团的利益并不是完全重合的，所以一旦朝廷遇到财政困难的时候，就更倾向于采用强迫或者欺骗手段从商人手中获得所需的资金。这样一来，当下一次又出现类似情况的时候，借钱给政府的顺国商人自然要把以前的风险计算在内，索要更高的利息和更多的抵押品。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大叛乱”时向商人的“大借款”就是很好的例子，当时刚刚被英国人击败的顺朝皇帝为了镇压1851年的“拜上帝会”、1856、1858分别在云南和陕西爆发的、1853年的捻军起义这四场暴动，不得不向当时最为富有的商人借款，而受到战争破坏的市场上资金十分匮乏，加上过往的不良记录，结果顺国政府不得不以非常苛刻的条件向商人们借到了总数达八百万两的白银作为军费——以两淮的盐税和地方开征厘金作为还债的抵押品，而且年利率高达百分之九，这在以贵金属作为通货的时代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在进行了洋务运动以后的十九世纪末的中国，顺军的一共二十五个营(顺军的营大概相当于西方的师)的常备陆军的装备和训练已经赶上了欧洲列强，如果不考虑双方的兵员的差距，其实大顺和欧洲列强最大的差距是在政府的财政能力上，大顺那还处于半近代化的财政能力根本不足以支撑他的军队进行一场大规模近代化的战争。

    正当众人正在沉思的时候，帘幕后突然传出一个甜美的声音：“太后，太妃，妾身刚才听得列位大人所说，突然有了几分心得——”

    邓太后闻言大喜，她知道说话的江清月平日里为人十分谨慎寡言，但若是开口，必有所中，赶忙笑道：“那是最好了，江家妹子快快说来与哀家与列位大人听听！”

    “是，太后陛下！”江清月对邓太后行了一礼，在帘幕后站起身来，沉声道：“方才胡大人所说的四种筹钱办法，各有利弊，妾身受此启发，想出一个其他办法来——入股！”

    “入股？”

    “不错！”江清月答道：“妾身在宫中听说，前朝时下南洋做生意，获利极大，往往一船货物去，就能换半船银子来，只是路途凶险，风险甚大，而且船只、货物都需要大笔本钱。所以熟识针路、行情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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