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是比当地的检察长、法院院长要低一级的（理论上检察长和院长是跟对应辖区的市长/区长/县长平级的，当然实际权力没那么大。而局长只是市/区/县长的下级属官。）

    所以为了防止公an局长在办案中被检、法的一把手压住一头。国内的通常做法，就是把当地的“政f委枢机”也交由公a局长兼任。如此一来，按照党大于政府的惯例，公a也就反过来强势了。这也是大多数地方司法系统有罪重压力的主要原因，毕竟公a的考核都是看破案率和定罪率的，总不能让政f委枢机的手下白忙活抓人却判不了罪。

    可是，经侦类案件就没有这方面压力了，毕竟经济犯罪有很多是职务犯罪。之所以要抓，无非是用来平民愤，或者得罪什么什么。只要仇恨值低，辩方证据也充足，控方谁还非要死磕呢？

    说句大逆不道的话，谁知道自己将来会如何如何。

    连一千年前王安石司马光互怼的时候，都懂这个道理：文官互相倾轧的极限，发配海南就够了。至于杀头，甚至仅仅是抄家，那都是不可以滴。说不定过几年就轮到……做人留一线吧。

    ……

    周父闭嘴之后，剩下的疑问都是周天音的。

    “那你要我找个合适的场景、在有见证人的情况下，‘不经意地’激将范建、还给他发证据邮件——这事儿怎么布局呢？我想不到有什么合适的机会再参加他们的party，还要装作‘明明已经跟范建撕破脸、鄙夷他’的样子，却凑上去跟他一起吃饭k歌，那不太假了么？”

    “不假，你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合理的借口，我已经为你想好了，”冯见雄轻车熟路地描绘着自己的诡计，“直接找范建肯定是不智的，那太着相了，将来肯定会被人怀疑。你现在背负着母亲被抓的伤痛，也确实不适合跟人出去嗨。

    但是，你可以找一下那个戴凌么——上次咱一起吃过饭的那些人里，我看戴凌是对金融投机市场介入最深的，当初散场的时候还对我表示过善意、看重我的金融眼光，愿意以后有机会跟我一起干一票。

    所以，这次你就假装想为你母亲的轻判筹钱退赃、但是家里暂时没那么多钱可以退、有些固定资产急于脱手又容易卖不出好价钱。所以，你就找到戴凌交个朋友、问他筹点钱退赃好了。以这个理由跟他们吃饭，又有谁会怀疑你？你‘悲痛于母亲的遭遇’的心情背景，也会由劣势变成优势，成为你的障眼法。

    只要看准时机，摸清戴凌的行踪，找个戴凌会跟范建一起的日子找上门——当然，你自己要假装‘不知道当天戴凌跟范建在一起’，而是‘到了之后、偶遇范建’，再临时起意突然发作撕破脸、用激将法怼他……这个是个人演技的问题了，要是我出场肯定是没问题的，你么，自己再把戏揣摩揣摩。”

    周家父母目瞪狗带。

    这是多少重连环套的诡计了？

    而且，刚才看起来有那么多匪夷所思的破绽，居然都能用这样的办法履险如夷地渡过去。

    如果真的全盘细节都按照冯见雄的计划走，这事儿十有九十是可以成功的（就写九十吧，意思看得懂就行。不是我不想用成语，而是用成语会变成）

    最关键的是，就算不成功，这套计谋都有很多处可以随时中止、全身而退的机会。

    换句话说，如果范建不中激将法、如果范建身边没有网红女生潜伏到位。那么，前序做的任何铺垫步骤，都是可以随时delay的。

    delay之后，也不会有任何人发现“曾经有人试图如何如何”的破绽。

    只有到了“线索和证据已经被成功地机缘巧合窃取出来、并且up到n站上”这一步之后，后续才是必须一气呵成、见血封喉的。

    这样，风险就小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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