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以前的户籍政策密切相关，简而言之就是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由国家发放粮票等等计划经济的一应物品，简单的说就是从农民鲤鱼跃龙门成了国家的人，这在当时是极其具有诱惑力的大事，对于农村人只有不到千分之一的机会才能办成，而除了考学和参军外，唯一一条路就是子女顶替，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接班”，都是父辈退出现有工作岗位，户口由城里迁回故土，而顶替父母就业的子女户口，则对应由农村迁到城镇。当时共和国还比较贫穷，因此对这一政策把控极严，就像段师傅这一批工人，山东省有一个专门的文件解读此事：一九五九年底以前参加工作、家居农村的老工人,在他们办理退休手续后,允许其一名农村的适龄未婚子女到父母原工作单位的城镇,参加全民所有制单位或集体所有制单位的招工考试或考核,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被录用的,由当地劳动部门办理录用手续,公安、粮食部门办理户、粮关系转移手续,退休工人本人的户、粮关系同时迁回农村。

    段师傅原来也认为是符合条件的，他自述说自己是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底参军查体，然后就符合了子女顶替的条件。可是后来他查体发现肝癌之后，人事处专门对他的问题复核上报，结果在邮电总局人事处就卡了壳。段师傅的人事档案里最早的表格是一九六零年三月的查体表，这一下子就等于是挡住了他们家走这条道理的可能性。

    当时段师傅尚在病中，开始谁也不敢告诉他这个消息，只是很显然让自己长子顶替上班，是段师傅最后的心事，好几次他见到去探望他的领导都老泪纵横，说看在他这一辈子兢兢业业的份上，给儿子办理手续，让他死后也能闭上眼。后来实在没办法，才由徐处长拐弯抹角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段师傅。

    当时段师傅就差点不行了，一头栽倒在病床上，经抢救活过来后他非常激动：说是不可能，他就是一九五九年前参加工作，甚至怀疑有人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更改了他的材料。当时发生这件事时杨晓梅和朱木阳都在泰安开会，为了落实真实情况，徐处长开车去了一趟段师傅的老部队，找到当时有些很原始的材料，结果证明档案中记载是正确的，他们这批军人是春节前发的通知，真正征兵则是在春节后的三月份，也就是说档案材料记载是正确的。

    设计院领导也看着段师傅可怜，找了邮电总局人事处负责劳动就业的人特意去省劳动厅一趟斡旋，哪里想到被对方一句话就怼了回来：“天下可怜人多了！政策就是政策。”这才造成目前这幅局面。

    段师傅家里的是无法接受这种解释的，他们都有一种农民的狡黠，有一些亲戚更是出主意，说这是设计院不想给办理，乘机要挟需要送礼，段师傅的爱人更是受不了这个打击一病不起了，段师傅家里几个主事的人大张旗鼓到设计院家属院领导家里送礼，自然是谁都不收，他们反而觉得是嫌礼物太轻，再次来送重礼，这次在门卫就被拦了下来。

    后来也许看这条路走不通，又加上段师傅忽然去世，这才找了很多人过来闹事，声称设计院欺负段家。人事处办公室这几个人都是大门外段家亲戚们的代表。

    徐处长很认真的给他们解释，不过显然秀才遇见了病，有理说不清楚，不过说什么，那个段老太太就是翻来覆去几句话：“我儿不能白死！一定要我孙子接班，不然我们就不走。”

    整整一个上午这些人就在人事处纠缠，后来徐处长看已经接近中午，就说到让大家先去食堂吃点饭。这些人很显然对这种安排比较高兴，也没有了刚才那种气势汹汹，屁颠屁颠跟着朱木阳去到了食堂。

    看众人扶着老太太离开办公楼，徐处长长叹一口气：“晓梅，你看看这些人，有几个是真的伤心？都是来帮助添乱。”

    杨晓梅也是深有同感：“是呀。处长。下午怎么办？他们还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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