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重税，以供养延平藩那支庞大的军队。

    “陈祭酒可知道为什么延平郡王会在台湾提高赋税么？”

    “这又什么奇怪的？”陈佐才觉得邓名这问题简直是看不起他，当初孙可望为了维持西营的几十万大军，凑出让西营能够同时在保宁、襄阳和两广三线发动攻势的钱粮，把治下大批百姓都赶进军屯去当辅兵，那可比郑经允许自耕农存在，只是提高税率要很得多了。三王内讧前，西军能发起全线攻击，战败了很快就能再一次卷土重来，确实是激动人心，但军屯中的的苦难陈佐才也是亲眼目睹过：“台湾有多少人口？五十万？六十万？土地也不是金夏那样已经开垦好了的吧？延平郡王要维持三万甲兵、还有上千条战舰，还要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不抽重税怎么可能？延平郡王没有把百姓都变成军屯里的辅兵就算仁德了。”

    “因为延平郡王失去了对台湾海峡的控制，”邓名的回答却和陈佐才想得完全不一样：“现在不但我们，就是荷兰人也重新大量出现在了日本，他们很多人没有向延平郡王纳过税，所以还能和我们的商人竞争，导致我们的利润下降了。而这种情况在国姓爷出兵台湾后，本来已经消失不见了，荷兰人要不想承担重税，就要退出和日本的直接交易。所以延平郡王养不起军队了，他不得不收重税来保证军需。”

    陈佐才觉得邓名话里有话，就闭上嘴等着邓名的下文，把他的龙头拐杖握在手里，摆出一副老气横秋、食古不化的模样。

    “陈祭酒知道，我在四川收的农税一直不高，一开始就靠发行欠条糊弄过去的，然后就是靠贩卖食盐、收赎城费，接着就是漕银、债券，现在我又在武昌到南京开了证券交易所。我一直是靠长江沿岸、乃至山东、浙江、缅甸的数千万人的财力来供养四川的百万同秀才。所以现在四川拥有一支强的军队，还有庞大的舰队，但是百姓的负担并不重，最辛苦的农民几乎可以拥有他们所有的产出，而工商因为有军队的庇护，所以做什么都卖得出去，如果遇上竞争者帝国军队就去帮他们砸场子。就是和夔东的盟友，和云南的晋王，我能够不停地退让妥协，努力消除他们的不满，也是因为我家底厚，不用冒着发生冲突的风险去和他们斤斤计较。如果我不肯这样一次次吃大亏的话，虽然我不想挑起内讧，但说不定会有人会眼红我的地盘，找茬挑起针对我的内讧了。”

    邓名的意思很明白，那就是四川的蓬勃发展，和同盟的良好关系，都从对外掠夺中受益。

    “现在关起门来说话，我承认我是在掠夺长江下游几省的百姓，虽然我有底线，我知道他们是我的同胞，我对他们比清廷和孙可望之流要好的得多，但这依旧是在掠夺。而我不可能永远这样掠夺下去，或迟或早，我们要从四川打出去，我军要把更多的土地从清廷手中光复回来。那时我们该如何对待光复区的百姓呢？”邓名觉得他肯定可以比清廷做得好，清廷垄断生活各种生活必需品的贸易，而且还想尽办法地愚民，禁海圈地，这些邓名肯定都不会做；但如果新解放区的人想立刻和四川的生活水平看齐那是不可能的，人身权力也依旧会束缚在宗族和缙绅手中，因为邓名没有钱赎买这些政治权利：“但如果有海外的收益，这些事情就会好办得多，不但不用为了打仗抽重税，还可能广泛地免税来让贫民吃饱饭，发给地主津贴以换取他们减免佃户租税。我们固然一定要赶走鞑虏，但如果能让汉人少死几个人，也不用承担沉重的赋税就能做到这一点，又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邓名需要向海外扩张，而且他还认为这个机会随时可能出现，因为英国绅士称他们的祖国对荷兰人垄断海上贸易、西班牙人垄断南美金银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在邓名看来，现在英国人对荷兰人和西班牙人的观感，和德国在一、二次世界大战时对英国的看法差不多。而且邓名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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