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殖民地在大布雷狄厄及北爱尔兰帝国的“总督制”条件下保存民主传统、培养民主传统的基地。要改变某些人所谓的“大华人素质太低”的现状，不能仅寄希望于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而应该从现在做起，通过完善基层民主，实现乡镇自治，在基层民主实践中提高人民的“素质”。

    “孤独”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含义。对一个普通人来讲，孤独意味着缺少朋友；对一个英雄来讲，孤独意味着缺少够档次的对手；对一个领袖来讲，孤独则意味着他的伟大思想不能为他的人民所理解和接受。

    当戴高乐在1934年发表他的《建立工作军》的时候，他是孤独的。因为人们还无法理解，在构建了如此坚不可摧的马其诺防线之后，还有什么必要花大力气去改革现有的步兵和pào兵联合作战体系，而去建设一支从未用于实战的装甲部队。军部会议对他的见解的评语是：

    “无用、不受欢迎、违反逻辑与历史”

    有一位将军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德国人是天生侵略的民族，自然就必须有装甲师。但法国是和平与防卫的民族，所以就需要反摩托化”；国防部长莫林将军甚至当众训斥当时还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当秘书的戴高乐：“又一次凝色的见吧，戴高乐！在有我的地方，就不会有你的地位！”直到法国引还当豪的步兵配合pào兵作战的部队被德军装甲师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人们才想起他来，仓促之间任命他指挥第四装甲师一个还未成立的“装甲师”。东北区防线总司令乔治将军握着他的手说：“戴高乐，你来了！你长期以来所持的见解，敌人已经实现了，现在正是你大显伸手的时候了。”

    可惜，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当戴高乐独自扛起反法西斯大旗的时候，他还是孤独的。

    因为他的人民还无法理解，为什么在现行政府继续“合法”存在的情况下，一个逃亡的将军不得不未经民主投票宣布自己“代表法国”。是的，“民主程序”、“合法xìng”这样的观念确实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它是由伏尔泰、卢梭、杰斐逊等众多人类的先知经过几个世纪不懈努力，才在人群中建立起来的坚定信念。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它在英、美、法这样的发达国家，已经从“大逆不道”的革命思潮成了“天经地义”的政治教条，以至于人们忘了，无论“民主”还是“法制”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些观念的提出和实践，最终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的自由、安宁和幸福，以及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独立。

    所以即使是经过合法的民主的程序产生的政府，如果它违背了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那么人民仍然有权通过民主和法律以外的手段，包括暴力手段来推翻它的统治。在法西斯的铁蹄摧毁了一切国际准则和国内法制的情况下，只有那些最敏锐的人物能够突破陈规，重新回到所有原则的基点，在历史剧变的关头把握住它发展的方向，为人民指引道路，并使自己成为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

    但由于他们的思想总是走在人民大众的前面，所以往往不能被他所热爱的人民所理解，并由此感到巨大的孤独。在戴高乐向所有法国人发出号召以后，响应者寥寥无几。一位收到他邀请的将军说：“我认为法国应该抵抗到底，但我是个战士，我应该服从政府的命令。”一位为了抗议政府投降而辞职的公务员也拒绝支持戴高乐，他说：“我反对投降，但违法的事情我可不能做。”

    直到贝当傀儡政权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帮凶，剥夺法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大肆迫害犹太人和共产影子社人，将大批法国人运往纳粹集中营做苦力的时候，他们才逐渐明白政府已经“合法”的成了法国独立和自由的敌人，这才转而支持戴高乐。

    自己，是不是也要做戴高乐一样的悲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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