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举多得。从崇祯九年（1635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荷兰人用烧毁部落粮食房屋，强迫签订契约等方法，陆续征服了台南各主要高山族部落。在荷兰人的《热兰遮城日志》里，只要涉及到高山族部落，满篇都是“不妥当”的事，比如在记录荷兰人对虎尾龚社的征服时，荷兰人用细致的笔墨，描绘了他们三次扫荡虎尾龚社村落的全过程，每次都是很缺德的在秋收之后动手，将该村落过冬的粮食，房屋全部烧毁，从明朝崇祯九年（1635年）至明朝崇祯十五年（1641年）连续干了三回，要的就是让这些村民在入冬时节吃不上饭，也没地方住。荷兰人在《热兰遮日志》里详细的记录了这些躲避杀戮的高山族，在回村后面对惨景，集体失声痛哭的景象，然而很得意洋洋的说“他们终于明白拒绝文明开化的后果”。

    对高山族人，荷兰人“翻脸”比较快，而对台湾岛上屯垦的汉族人，荷兰人“翻脸”的速度却比较慢，毕竟荷兰人欺软怕硬，汉人更不像高山族原住民那样好欺负，荷兰人修筑的赤坎，热兰遮等城池，也都有专门供汉人居住的华人区。

    按照荷兰殖民者当时的统计，当时平均每年往返于两岸之间的船只，多达一千多艘，在两岸之间往返的汉族移民，总数也超过万人。在当时的沿海老百姓看来，去大员垦荒，就跟农民进县城打工一样，分分钟的事情。到了明朝灭亡的崇祯十七年（1644年）后，无休止的战火，更让大量沿海百姓抛家舍业，远奔大员，在明清之交的清朝顺治五年（1648年），当时荷兰台湾总督欧沃德估算，大员垦荒汉人的总数已经超过了两万。

    大量沿海汉民的进入，对大员岛的经济结构，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早在明朝崇祯六年（1633年）的时候，内地来台的垦荒汉人，就把甘蔗带到了大员，这个后来成为大员支柱产业的农作物，从此开始在宝岛生根。更重要的影响就是牛耕的推广，到了明朝崇祯十三年（1640年）的时候，整个大员岛的耕牛总数已经超过了一千头，大部分都是垦荒百姓用船从内地运来。晚明时期的大员农业，以水稻和蔗糖为主，辅以烟草，大麻，生姜，棉花等经济作物。

    荷兰人对汉人压榨的变本加厉，是从崇祯八年（1635年）大规模征服高山族部落的战争开始的。随着大批高山族部落被荷兰人征服，岛上屯垦的汉人，其实也等于是被荷兰人包围了。因为高山族部落大多在山区，而汉人屯垦区却多在平原，外加荷兰人不断修筑碉堡工事，本来就失去郑芝龙这个海盗靠山的岛上屯垦汉人，也就越发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了。

    身为“刀俎”，在宰割汉人方面，荷兰人当然是不会客气的，从崇祯八年（1635年）开始，各种针对汉人的法令就不断出台，就以最简单的走路来说，汉人经过高山族的村落，山川，都要向荷兰当局缴纳“过路费”，崇祯八年（1635年）四月，荷兰人规定，汉人不能私售鹿皮，只能卖给荷兰当局，两年后又规定，汉人在热兰遮，赤坎等地区买房卖房，都要缴纳十分之一的税款。崇祯十二年（1639年）开始，汉人买盐要交税，种植甘蔗不许私自出售，只能以低价卖给荷兰当局，以方便荷兰人制作白糖牟取暴利。崇祯十七年（1644年）开始，汉人购买糖，蜡烛，烟草，鱼，甚至过年杀猪，冬天取暖，都要按照货物交税。按照荷兰当局的人口统计，从崇祯十二年（1639年）到顺治十一年（1650年），大员本岛的汉族人口大约增长了百分之八十七，但是缴纳的赋税，却增长了十五点八倍，可谓竭泽而渔。当时一位东印度公司高级职员的话说：“我们简直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从汉人手里拿到钱。”

    “宰”的如此狠，汉人的社会地位自然低，荷兰当局于崇祯五年（1633年）出台禁令，禁止大员岛汉人拥有武器，违者轻者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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