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规则制定者处于庙堂之高，潜规则制定者处于江湖之远。漕帮，就是一个曾经改变中国利益划分格局的潜规则制定者。

    漕帮因漕运而来，一直处于半灰色的尴尬地位。在雍正年初年取得合法地位，在取得合法地位后迅速发展壮大，改组后又转入地下。在乾隆年间势力已经可以让北京无可奈何，其间甚至出现了“乾隆入帮”的传说。

    漕帮有以下特点：

    1、成份单一。以无产的青壮年男性船工为主，并吸纳了一部分底层读书人。

    2、组织严密。有残酷的漕规、家法，和江湖义气维系着体系的严肃性。

    3、准军事化。旗语、暗语和帮规，侧面表现漕帮的准军事化部署。

    这些特点，为日后发展为陆上主流黑社会组织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漕帮的兴衰变迁，使它可以被视为一个中国古典ngo的标本。

    背景：

    明清两代依靠运河南粮北调，供应京师和边防，维持漕运近六百年。围绕着漕粮的征收和运输，生长出一套盘根错节的潜规则体系，专有名词曰“漕规”。漕规是对法定利益分配方式的私下修改。首先修改与农民的关系，通过“浮收”多刮农民几刀；然后调整内部关系，尽量公平合理地分肥。漕规在历代都遭到禁止。“漕口”机敏地抓住了这个把柄，并且借此安身立命。

    漕口熟悉信息通道，拥有信息优势，他们是一张可以伤害漕规的嘴。漕口挣到的是堵嘴的钱。

    漕口为什么能得以发展呢？通过考证得知，小户认为漕口可以提供保护伞，便纷纷投靠他们，请他们代交漕粮，以避免官吏的敲诈。漕口也愿意包揽此事，于是进化为“包户”。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小户喂一个漕口肯定比较便宜，漕口一人独吞也肯定比分肥的收益高，这是双赢的局面。但是漕口如此一包，官吏的敲诈面缩小了，为了维持原有利益，只好加大敲诈力度。没有找到保护伞的小户便遭到了更凶狠的搜刮，造成了畸轻畸重的局面，众怨沸腾了。

    事情闹大了，漕运的期限和漕粮的质量也要受影响，这意味着给中央添麻烦。于是，负责漕运的省领导就要处理漕口，平息事态。负责教育的省领导却认为不公平，漕运方面严重违法乱纪，自己不思改正，板子竟打到我们秀才的屁股上？事情闹了上去，圣旨下来，在重申漕运纪律的同时，要求严肃处理漕口。漕口方面的扩张势头受挫，生态平衡有所恢复。

    起因：

    漕帮祖师翁、钱、潘三祖成帮于雍正二年；据帮内文献记述：雍正帝通令各省，挂榜招贤办理漕运。翁钱潘三位祖师，得到这个消息，心中大喜，便到抚署揭了黄榜。那时河南抚台名田文镜。三位祖师见了田巡抚，说了来历，便条陈整顿漕运办法。田巡抚大喜，当与漕督同本上奏。雍正帝当旨谕，饬三位祖师归漕河总督张大有节制，并听命于勘视河工钦差何国宗指挥。三位祖师便辞别田巡抚，来到清江浦，请见张漕台及何钦差。何张二人，即命三位监造粮船，并督理浚河修堤工程。三位祖师，复请张何二人转奏，请恩准许开帮收徒，以便统一粮务。清廷批准所请。

    漕帮组织成为保护本身利害的一大“工会”，因为当时漕船上从押运的小武官到水手，饱受欺凌；可以欺侮漕船的，大致为两种人：

    一、逢关过闸的官员，甚至夫役，倘不满足其贪壑，则多方刁难，误了期限，漕船自己负责。

    二、各处码头上的地头蛇，往往勾结旗员，藉故生事，无理取闹，以为敲诈勒索的手段。

    这是就陆地而言。在运道中亦会受欺侮；可以欺侮漕运的，有三种船：

    一、官船：尤其是钦差的官船，在运道中有优先通过的权利，漕船必须让道。倘或故意找麻烦，可在瓶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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