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没有人要呢。

    周光年听了，笑着说：“先生客气。

    陈独秀夫fù在白沙镇时，正赶上邓蟾秋70大寿，邓请陈独秀题字留念。

    当时，陈独秀住在大礼堂前左侧一室，他在餐厅用大笔写了“大德必寿”4字，又写了隶书体“寿考作仁”4字。

    邓蟾秋笑容满面地说：“谢谢。

    陈独秀说：“按年龄，你比我大，论财富，你比我多，怎样写都不过分。

    邓蟾秋高兴极了，如当珍宝，收藏了起来。

    周光年说：“陈先生的话，不仅是可以适用邓先生一个人，大德必寿，寿考作仁，其实是条公理，不如将来找个人，刻在校内，如何?”邓蟾秋笑笑说：“好、好。

    这是陈先生给我们的学校增添了景致呀!”天气渐冷，陈独秀夫fù又搬回江津，这次邓仲纯做通了夫人的工作，同意将黄荆街83号延年医院后院房子腾出四五间，让陈独秀住。

    房子多了，陈独秀将嗣母谢氏也接了过来。

    胡宗南、戴笠来访(1)

    1938年深秋，陈其昌从上海绕道香港见陈独秀。

    陈独秀不高兴，问：“你怎么来了? 我已和托派没有关系了。

    “你在报上发表信，我知道你也是没有办法。

    陈其昌从口袋里拿出托洛茨基6月25日写给李福仁的信，上面说：“陈独秀对我们中国支部保持很谨慎的态度，我绝对能够理解。

    他在中国太出名，他的每一步行动都受着当局的管制……

    他无论如何得跑到外国来，这是我最深的信心。

    陈独秀说：“你来看我，就是要我到外国去?”陈其昌说：“你在江津，和幽禁没有什么区别，你连生活费也难保。

    陈独秀在重庆写《民族野心》、《论游击队》等文攻击中共抗战政策，上海托派做出《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希望与DS获得共同一致的正确结论。

    提到生活费，陈独秀说：“《时事新报》约我当主笔，每月有一点津贴，亚东有时也还给一点版税。

    陈其昌说：“卖文为生，终究辛苦，不如到国外，再轰轰烈烈干一下。

    托派在上海、香港有四五十人，陈独秀觉得，从老彭开始，猴子、长子、刘仁静都是左得出奇，认为民主革命已完结，怀疑国民会议口号，和其他党派搞同盟军是机会主义。

    他说：“现在的托派不是抗日，而是满纸攻击中国共产党和guó mín dǎng，所以斯大林派攻击我们，得到各方面的回声。

    我不和你们划清界线，我怎么和群众见面?” 11月6日，máo zé dōng说：“假如共产党采取了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话，今天的抗日战争及其长期支持是不能设想的。

    谈到中国托派前途，陈独秀说：“没有前途，除非改变态度，改变过去的错误方针。

    猴子这班人，只晓得摆第四国际的大架子，闭关自守、自立为主，连第四国际的威望也一扫干净。

    11月3日，陈独秀在白竹纸上用小字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说：“中共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然亦只是些知识分子和没有一点工人阶级基础的武装队。

    我们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共计不满50；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

    他将信jiāo陈其昌转寄。

    1939年1月9日，托派临委见到陈其昌带回的陈独秀致托洛茨基的信后，作出《给国际的政治工作报告》，附在陈独秀的信后，驳斥陈独秀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说他们是“极左派”。

    托洛茨基3月11日写信给陈独秀，说：“我很难形成一种确定见解，来判断我们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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