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信这一回，可以复圆的更快。

    自治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就在外面等着，他们给爱德华安排了别的采访路线，准备要带他去看矿区的工人文化馆，以及矿区正在开拓的6号基地，6号基地算得上超级工程了，也算是给外国人展示一下自治区的实力嘛。

    谁知道看着一群孩子欢天喜地的跳上拖拉机，要往农场去，爱德华想了想，就跟自治区的工作人员说：“走吧，我们也去农场。”

    “农场，那地方没什么看头，爱德华先生，矿区文工团的同志们还给您安排了盛大的《红色娘子军》演出，等您去完6号基地，就去看呢。”

    爱德华皱眉，又摇头：“不不，还是去农场吧，比起来，我更想知道你们农场里的农民们，是怎么工作的。”

    “严格来说，他们不算农民，他们属于农业工人，和真正的农民是不一样的。”

    “那我就去参观一下农业工人们的工作，可以吗？”爱德华语气比较强硬。

    怎么说了，他今年五十岁了，当时上海还是租界的时候，曾跟着做神父的父亲就住在上海，对于童工，真的是印象深刻。

    共和国，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他已经来了不知多少回了，当然，从‘黄祸’到‘红潮’，他写了大批量介绍共和国的文章，在美国可以说是权威的中国通，但也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使唤童工能像陈丽娜那么理直气壮的。

    这一回，他给自己定了一个主题，那就是，一个看起来狂热于权力的，“慈禧”式的女农场主，在教育孩子上的失败。

    母亲的教育，决定着孩子的出路。而孩子的出路，决定着共和国未来的方向，所以，这个农场主的母亲，看似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个体。

    但是，像她一样的共和国的女性，才是真正掌握着共和国明天的人。

    《论童工和她的中国母亲》——记录一个国家从母亲的手里走向无尽的黄昏和衰落。

    这，就是爱德华此趟边疆之行的报道题目了。

    农场里，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

    虽然说一大批的知青全部反回城市了，但留下来的也很多。

    尤其是女知青们，年龄大了，在农场里组成家庭一起安了家的，就有近十户了，还有因为看过报纸，举家搬迁到边疆来的搬迁户们，填满了知青们的地窝子还不够，现在还得不停挖新的。

    虽然说现在不闹革命了，但是又闹起了路线方针。

    今天这样的方针，明天那样的方针，今天说社员致富有理，明天又说，养头猪也是资本主义的尾巴，非得上门来割。

    总之，生产要搞，方针也不得不尊循。

    比如说，孙多余最近养了一只猪，按照人民公社的看法，猪可以产生经济价值，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了。

    于是最近从矿区来很多人，专门找着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没办法，孙多余给猪起了个名字，叫大花，然后，认它做了妹妹。

    这不，有人上门，要牵走她的猪，她就急了：“这明明是我妹妹，咋个能是猪，你们看走眼了，这是我妹妹，不卖。”

    “孙多余，你啥眼神儿啊，这分明就是头猪，什么妹妹，你是说你生的就跟这头猪一样丑吧？”来人是矿区国营饭店退休下来的老厨子邓大庆，现在不做菜了，专门瞅着割尾巴的。

    “你就说我是头猪我也认，要不你连我一起抓走，要不就留下我妹妹。”孙大余抱着只小黑猪，分毫不让。

    “小姨，你咋啦？”就在这时，聂卫民从拖拉机上跳下来了，上前就问。

    “哟，场长家的少爷，你好你好，我是邓大庆，少爷你好。”

    “这农场里现在真是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连少爷这种资本主义的名字都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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