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德里放在更重要的个置上，甚至有可能先打新德里，再转向南下。

    即便如此，问题仍然比较棘手。

    按照王元庆的估计，就算在旧月之前占领新德里，然后让新政权上台，同时着手组建与培刮“印度新军。”到西年春节，最多武装一支人数不超过旧万的军队，而且很有可能是一支没有多少战斗力的准军事部队。靠这样的部队，肯定无法控制整个印度。要想稳住印度的国内局势，至少需要刃万“新军”。毫无疑问，培刮肯定会持续到站年底。新军担不起重任，共和国的作战部队还得留在前线。果真如此的话。在岛年初结束战争又有什么意义呢？

    作为政治家，王元庆不会像军人那样思考问题。

    实际上，以军人的手段，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办法也不难，只是得更加深入的权衡利弊。

    以王元庆的战略眼光，他不可能不知道如何解决。说到底，解决办法很简干，一卜珑是在战争结束后，以最快的速度建立民走政权，抚，：“还给印度，共和国尽量不要干预印度内政，由印度人决定印度的未来。

    虽然这也是必须走的一步。但是早走与晚走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按照王元庆最初的想法，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肯定要以人道主义援助、战后重建等等名义在印度推行军管政策，等到印度社会秩序稳定下来，物资供应能够满足绝大部分民众的需求，再考虑解除军管政策通过大选组建正式政权。由此确定印度的政治体制与国家基本结构。

    可以说，这么做最稳妥。也最能实现共和国的利益。

    提前在印度推行民主制度的问题非常多比如战争对印度人造成的影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会对民主选举造成巨大影响，而民主与极端民族主义结合，将使印度再次对共和国构成严重威胁。无论如何，王元庆不希望数十年后再打一场印度战争。

    要想达到最初的目的，也不是没有办法。只是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按照王元庆的设想，必须首先在占领区的管理问题上做出让步，将部分权力交给印度人，而不是由占领军掌握当地民众的生杀大权，由此产生的问题足以让王元庆头痛，比如其他盟国会不会同意这么做；然后还得加大对印援助，尽快在占领区恢复正常秩序，使占领区的民众过上比战前还要好的生活，由此产生的巨大投入也能让王元庆头痛。比如维持几亿甚至十几亿人的生活，就得用光共和国战略粮仓里的粮食，给战争受害者的补偿，也足以让共和国的战争预算增加好几成；最后还得在占领区内扶持一批开明政客，让他们在印度的民主制度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由此带来的问题同样能让王元庆头大，比如如何确定哪些人是开明政治家。就是一个有待商椎的问题。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虽然王元庆知道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但是需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到此，王元庆就不得不考虑一个只有政治家才会考虑的问题，那就是提前结束战争所获得的好处，能不能抵偿为此付出的代价？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提前结束战争就没有任何吸引力。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王元庆就会全力支持裴承毅。

    毫无疑问，这个问题无法用投入来衡量。

    想到这，连王元庆都不得不承认，裴承毅不但是一个非常有政治头脑的军人，还是一个能够用政治家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的军人。

    会议上，裴承毅就明确提到，不能用金钱衡量的好处才是最大的好处。

    原话是不是这么说的，王元庆已经记不清了，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很多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都无法用金钱衡量。

    别的不说，这场战争对共和国外交造成的影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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