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条约，使美国能够使用丹属格陵兰岛上的基地。丹麦政府觉得不得不把他撤职，不承认那个协定（虽然他们后来默认了它）。另外，还有大约80万吨的丹麦船舶在为盟国服务，再加上一些从丹麦国内逃出的政治人物，在国外的抵抗运动不断得到加强，尽管由于国王和合法的政府仍在丹麦，尤其是国王的存在使抵抗运动呼吁国内民众进行反抗的声明无法得到最佳的效果，但这种力量的增加很快就会让德国人感到压力。

    在占领的初期，丹麦的抵抗活动是零星和微弱的，以至于德国人可以把它视为一个“模范保护国”，但是从1942年夏天开始，随着德国战争胜利希望减小和外国指挥能力的增强，丹麦的抵抗活动也在不断增加，尽管丹麦首相，工会领袖甚至国王都作了停止“破坏活动”的呼吁，但是情况并无好转。德国人采取了两手措施，一方面他们任命维尔纳‘贝斯特博士为德国全权代表，以便加强对这个国家的控制，另一方面他们迫使国王于1942年11月任命亲德的斯卡韦尼乌斯为首相。

    不过，丹麦的纳粹党基本上算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在1943年3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这种选举可说是德国人对占领区“空前”的让步了），丹麦纳粹党仅仅获得了2%左右的选票，加上其领袖弗里茨‘克卢森的无能，德国人不久就放弃了对这个党的支持，而转而支持一些军事性的组织，比如马廷森的“丹麦自由军”（在东线作战的丹麦人部队）和“沙尔堡军团”（保安部队）

    同时，随着德国人对丹麦劳动力和资源的剥削越来越严重，以及丹麦人逐渐了解到德国战争机器的疲态，盟国对大陆轰炸加强等等加在一起，促成了抵抗和破坏活动的进一步增加。1943年8月初日德国人递给丹麦政府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实行戒严令，对进行破坏活动和携带武器者处以死刑，甚至要求在德国法庭根据德国法律审判破坏分子，但是丹麦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德国人亲自动手了，他们宣布戒严，解散了政府和议会，国王实际上成为一名战俘，陆海军军官都被拘留起来。丹麦的常任官员办理日常的行政工作，德国人则在他们上面承担起了对丹麦的直接控制。不过这也使原来分裂的抵抗运动团结起来，成立了“自由委员会”，主张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在破坏为德国利益服务的重要工业和交通运输事业方面。

    1943年10月，德国人开始了逮捕丹麦犹太人的行动，但是由于消息早就走露了出去，加上丹麦的反犹主义思想远没有那么强烈，绝大多数的犹太人都得到了保护，逃往瑞典，被押送处境的不到500人。在这个行动之后，1943年10月，贝斯特宣布紧急状态已告结束，但是随着抵抗活动越来越发展，德国人对于这一情况逐渐变得忍无可忍。1944年6月，贝斯特宣布实行宵禁，这无疑极大地激怒了丹麦人，毕竟这是这个北欧国家白昼最长的时候，这种命令显然是一种公开的侮辱，6月30日爆发了大罢工，提出了撤走沙尔堡军团，解除宵禁，恢复各项供应和交通，以及保证对罢工者不采取报复的要求。7月4日，在其军事同僚和经济顾问的反对，以及多多少少考虑到德国当时不利的战争形势，贝斯特接受了罢工者的要求，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

    随后，盖世太保这个原来在丹麦只扮演次要角色的组织趁机控制了权力，8月初它们在丹麦从德*事法庭方面接管了司法权，京特.潘克成为了实际的统治者，但是抵抗运动并没有被压制。在丹麦警察被在实际上消灭后，丹麦的情况越来越失去控制，尽管德国人不断进行镇压，但是抵抗活动已经无法扑灭。在战争的最后时刻，丹麦的状况也变的相当恶劣，尤其是食品和燃煤缺乏，再加上德国难民和伤员到达丹麦造成的混乱，以及战争末期德国人自己的精神和心理状态，使得丹麦人在战争中或许第一次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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