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当时而言，新的利益集团的发展是被清廷容许甚至支持的，在形成新的社会风气和创立新制度方面迈进了很大一步。但放宽了参与公共事务的途径，并把公共事务交给公众讨论，其后果是什么呢？清廷显然没有料到，新思潮的发展是不受他们控制的。

    如果说在一九零八年以前，它还能够控制新思潮，并防止它们对原有的权力中心构成任何严重的威胁，大部分的商会、自治会和其他新的组织的成员依然是忠实的臣民，但是到了一九零八年以后，这些人的政治期望惊人地增加了。他们坚持新的要求，当不能得到满足时，这些要求就将引起普遍的不满和更为广泛的反清大联合。

    一方面帝国政府在压力之下前所未有地开启了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参与途径，另一方面政治压力也越来越大，因为新兴而起的士绅阶层不断提出更为激进的诉求。

    而西南革命的持续，显然正在被宪政派人士充分利用，他们向政府进一步摆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表示愿意继续坚定地与当局合作，但是需要满足他们进一步提出的政治条件。

    同样，革命的宣传也正在被宪政派人士所理解和接受。共和嘛，也没什么不好，还是要有地方议员，还是要有国会，除了没有皇帝，结果似乎大同小异。而对于皇帝的感情，宪政派又能有多少呢？

    而各省咨议局的选举产生，并没有令宪政派感到满足。即便是在开会选举过程中，成员们也在争取新的权利，并对咨议局的权力还要受到督抚的监督感到强烈不满。

    而清廷却不想再作出让步，起码是暂时不想。如果使各省咨议局获得立法议案权，还可以对外提出保护主权议案，这无疑会使得咨议局的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性质更加浓厚，而不是被官府牢牢控制、隶属于其的咨询机关。这与清廷的初衷显然是严重不符，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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