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一般来说，外交是内政的继续，但外交毕竟不能等同于内政，不能不受对方国家国情及国际形势的影响和制约。

    有些问题乍一看来，似乎是美国国内政治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但细加追究，美国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很大程度是由国际和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促成的。

    从美国再扩展至其他列强，结论应该是相似的，那就是外交政策要以对方国家的实际情况为基本依据。

    为避免列强的干涉，复兴会的革命党人在西南起事后不久公布了几项重要的外交原则：保护所有居留军政府占领地域之各国人民、财产；清政府与各国所立条约，所许之权利，所借之国债，其事件成立于此次宣言之后者，军政府概不承认；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军政府者，概以敌视之；外人如有接济清政府以可为战争用之物品者，一律搜获没收……

    同时，革命军还屡次在媒体上以军政府名义，重申外交主张，声称“对各友邦，益敦睦谊，以期维持世界之和平，增进人类之幸福”。军政府还在军队纪律中中明确规定：“伤害外人者斩”、“抢掠外人财物者斩”、“破坏教堂者斩”。

    复兴会所采取的这些外交政策和努力，虽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的，赢得列强政府的支持，但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各国政府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各国对革命的恐惧和担忧，从而最大限度地降底了各国介入中国内部政权更迭的依据和必要性。

    其中，在云南、广西的外国人也都对革命党人在与清军的战斗中保护外人的情况表示肯定，称“叛乱显得很有组织和领导”，“外国人迄今受到悉心尊重”；“那里的外国人被认为是安全的，因为革命党人有意避免攻击外国人”。

    “西南战事应该是中国发生自太平天国革命以来最严重的叛乱。但迄今外国人的利益一直受到悉心尊重。连民族工商业者也受到了应有的保护。就我个人认为，这次革命与以前的革命是不同的，表明了其领导层的智慧。以及其努力避免外国干涉的危险，努力降低社会动乱造成损失的思维。”陈文强并不算委婉地给予了西南革命很高的评价。“所以，我觉得贵使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比如德国，他们从华中到华南，对中国的投资热情始终依旧。”

    “我是不是可以推测，陈大人无论是在现政府，还是在以后可能获胜的革命政府中，都将因为名望和才干而受到重视和重用。”默为德脸上露出耐人寻味的笑容，说道：“所以。陈大人对国内的政治进程并不如何关心，而是专心致志地经营发展自己的事业。”

    “我对国内的政治进程还是关注的，只不过与别人的思路不同罢了。”陈文强模棱两可地笑道：“要说不大重视和关注中国政治进程的，恐怕是贵国政府吧？在对华关系上，无论是麦金莲总统，还是罗斯福总统，他们都似乎更加注重商业经济关系的重要性。”

    “在我国宣布门户开放政策之前，我国的对华政策与欧洲国家一样，一道维护在中国的条约权利，特别是片面最惠国待遇。以保证我们的人民享有同样的条约权利。但在门户开放政策之后，我们的对华政策又增添了新的义务，既要防止任何外国列强政治上完全控制中国。同时也要避免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冲突，通过一切合法的途径保持列强力量的均势。”默为德郑重地说道：“这与那些通过武力和军事侵略控制中国的列强是迥然不同的。”

    陈文强认真地思索了片刻，试探着说道：“很多列强对华采取的是直接的武力压迫，希望维持中国政府的虚弱、无能和*。如果按照贵使所说，贵国作为一个寻求商业利益和政治机会均等的国家，应该是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负责任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实现自己的目标，以便获得必要的合作和支持。”

    “陈大人的敏锐和智慧实在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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