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灭亡无一例外都是因为自身体制的原因满足不了国人的核心需求了，以满清为例，八旗制度凌驾于全体国民之上，有的人生下來就可以衣食无忧，好逸恶劳，而有的人生下來辛苦耕耘，却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而贫穷还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是看不到希望，历朝历代都是世袭制，穷人的子弟刻苦读书尚可通过科举获得功名，英勇作战尚可获得升迁，总之出将入相尚有一丝可能，可是科举被清政府废除了，世袭制却沒有被废除，从军打仗，立功再多也还是个士兵，而军官却是军校委培，多是裙带关系，官办企业，百姓的子女工作的再努力，也是一个合同工人，而他们的子女随随便便就是企业高管，就这样一个自杀的体制，满清政府居然还沾沾自喜，自诩是学习西方列强的新政，事实上当你固化了社会各阶层的存在，垄断了权力和收益并断绝了别人改变命运的渠道的时候，你自己离毁灭就不远了，而我们，国社党人，今天掌握了权力，切莫走前人走过的老路啊，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已。”

    王振宇这段话一说，在座的纷纷点头，并低声交换意见，财政部长廖仲恺更是激动的鼓起掌來，只有胡汉民听了之后，依然皱皱眉头道：“王委员长所言不虚，可是这跟咱们要进行的土地改革有什么关系吗。”

    王振宇笑道：“这个国家要发展壮大，不光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的责任，那些被你们轻视的农民也是有责任的，而且我可以明确的说，他们甚至还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但是如果是把他们放在农村，束缚在土地上，他们的能力也就是一年几千斤谷子而已，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农民只是一个职业，而不应该是一个身份，龙生龙凤生凤也不应该是我们这个国家未來社会结构中的正常现象，我们要建设一个制度，让我们民族中真正有才华，有能力的人不因为出身，不因为家庭，不因为背景，不因为关系而被埋沒，只有这样，我们的国民才会欢迎我们的制度，而不会充满抱怨和失落；只有这样，我们国民才会认同我们的国家，而不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历史上二十万满洲入关，二亿汉人束手无策，任人宰割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那请问委员长，我们在农村地区的改革该如何进行才能实现您刚才的设想和要求呢。”熊希龄听到这里轻声插话问道，他也是第一次发现王振宇那么能侃。

    王振宇伸出了三个指头：“其实简单來说只有四项基本工作，做好了，我刚才的设想就有希望实现，就能实现，这第一，是要打破封建宗族势力对于农村的统治地位，这个封建宗族制度上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这个我们不否认，但是另一方面也滋生了许多社会问題，比如对人丁的控制，比如以家法代替国法，最终也导致国人眼中只有家而沒有国，而我们目前推行的县人治县制度也因为这个封建宗族制度而走到了一个瓶颈上，这些贪婪自私的封建族长一方面通过县人治县制度获得好处，另一方面却不允许别人把手伸进他的地盘，这就是很自私的小农民意识了，所以我的设想是设立乡村警察制度，先让那个家法作废，至于乡村警察都属于中央派出警察的范围，一般不从当地招募，全部由退伍军人担任，直接隶属于司法部和公安部，然后第二是村一级坚决不搞民主选举制度，甚至允许世袭存在，允许在不违反法律基础上的威权主义存在，这个我也有我的观点，农村这个地方一般都是聚居，而我们中国人一贯也是帮亲不帮理的，这样的地方搞民主，搞出來的也就是四不像的结果，不如不搞，所以根据第二我还想出了第三，村一级不设立行政机构，只设立服务机构，平日由村长或者族长带头，修修路，挖挖渠什么的，就不要把收租之类的行政权力混进去了，各商镇的农渔会这样的机构可以把这部分前朝又士绅承担的工作接过來，一方面帮助农户生产销售，另一方面则承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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