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诗人们根本不在乎文学创作这码子破事儿，个个像使徒一般坚定，毕生所思，既非女人也非韵脚，而是如何反抗资产阶级。书中说，拜lún是个充满激情的战士，跑到希腊去输出革命，却不明说这孙子其实是个恐怖分子；书中还说，雪莱很受女士们的欢迎，并遭到了资产阶级文人的诬陷，却只字不提他跟小姨子有一腿。总之一句话：本来是很黄很暴力很生动的事儿，被这本破书弄得特别和谐。

    有一年我去过一个东北的村子，一位大姐陪我参观村里的“民族风情展览室”，看到几块“嘎拉哈”，她说：“啥破玩意啊！”她自己小时候只有这东西可玩，如今想起来不免要自怜一番。这“破玩意”其实是猪、羊或者牛的膝骨，早先是满族儿童的传统玩具，稍后则是整个东北的孩子们的掌中宝。若是文化相对主义者听到这位大姐的感慨，没准儿就要谴责她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价值缺乏尊重。我却觉得，尊重是可以的，但不好玩就是不好玩。我姥姥就是个满族人，我小时候她和她的姐妹们也试图让我玩猪膝骨，幸好老天保佑，当时我已经有了黑铁皮的儿童空气qiāng可资比较，自然拎着qiāng冲出老太太们的包围，于是跑进了现代文明。

    传统的意义在于标记我们从何而来，但并不意味着预示我们向何而去。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说：“历史能够帮我们启迪智慧，理解人类，但它能预告未来吗？不能，它能对未来构成影响不等于预制未来。”跟一些二把刀历史学家比起来，我当然比较相信这位。另一位对文化传统不够尊重的人则是作家纳博科夫，有一次记者问他最想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他没有说住在水边的一座老房子里那种屁话，而是说：“在未来的无云的世界，建筑之间有柔软的管道相连。”在我的理解中，汤因比的话就叫作诚恳、回归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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