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的规定，与我们前一段运动中

    的思想是比较合拍的。

    随着运动的进展，从得到的信息中我逐渐感到，中央有些领导同志对形

    势和农村阶级斗争现状的估计上有了变

    化。  1964年5月我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问题已不是去年讨论《后十条》时强调团结两个95％的那种气氛了。毛

    主席在会上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基层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千里。刘少奇

    同志说：四不清不仅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而危险xìng在于上层。当

    时与会同志也都同意这样的估计。都作好了城市农村社教要搞4、5年的

    思想准备。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主席和少奇同

    志连续对社教运动作出指示，强调领导干部要下去蹲点，提

    出四清不只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而是经济、政治、思想、组织

    四个方面的问题统统要搞清。并要求省、地委集中搞一个县。

    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东北地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7月开始全面

    展开。全区农村第一批进行系统社教的

    有12个县，另5个公社、4个大队。城市开展232个单位。

    各县成立工作团，公社成立工作队。工作团有省委领导同志

    任团长，东北局、省、市、县都抽调了大批干部组成万人工作团。我带

    东北局农委、财委的部分同志到辽宁省金县三十里堡公社蹲点。马明方同志

    到沈阳五三厂、顾卓新同志到沈阳七二四厂蹲点，黄火青、吴德、强晓初同

    志也都到农村蹲点。9月18日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

    一些具体政策舰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简称第二个《后十条》）。这个第二

    个《后十条》对形势估计更加严重，认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

    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

    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强调有些地

    区还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这个文件改变了前一个《后十条》中依靠

    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明确提出对农村基层组织和干部要在扎根串

    连、调查研究以后，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能依靠的就

    不依靠，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因此，运动一开始“左”的倾向就较为

    突出，运动中温度不断升高。9月1日以后中央连续转发了《关于一个大队

    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桃园经验》）、《关于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夺权斗争的指示》和谢富治在沈阳冶炼厂蹲点的报告等文件，这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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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对促使运动向“左”发展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时期，东北地区的

    “四清”运动搞得也比较“左”，各工作队（包括我蹲点的地方）把基层干

    部的问题看得都很重，把干部甩在了一边。

    年末，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后，中央发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虽然提出

    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当时我们对于这个提

    法还只是一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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