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运作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由此看来，奥运会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可保持势头强劲。

    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深刻关切落在中国以政治体制为核心的国家制度层面。经济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看中国问题时关切的是数字，中国迅速扩大的各方面的数据令他们担忧。国际社会一波又一波的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与一些人单向面地看待中国数字崛起的方法论有很大的关系。但也有很多学者关心中国内部的制度建设，从制度建设来审视中国的崛起。与“中国威胁”论者刚好相反，他们的结论往往就是：中国是一个“脆弱的大国”。在他们看来，中国可能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强大。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美丽的数字，但在这些数字背后，中国的各方面隐藏着深刻的制度危机。

    所谓的深刻危机，并不是人们日常所讨论的发生于中国社会的群体事件和官员腐败等现象，也不是指中国的制度应对这些日常危机现象的能力，而是指在面临深刻危机的时候，中国现存的制度能否有效应对和消化。无疑，对很多人来说，处理和应对深刻危机的能力是检验中国是否真正崛起的有效方法。

    几年前，“非典”危机成了人们检验中国是否是一个脆弱大国的机会，今年年初的雪灾危机再次提供了这样一个检验机会。的确，在这次危机中，中国各方面的制度缺陷暴露无遗。

    基础设施须作长远考虑

    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必须具备一整套有效的基础硬件设施，包括以铁路、空运和高速公路为主的jiāo通运输网，电网、水坝、能源供应系统、水源供应、通信网络、医疗卫生网络等。在很多西方国家，政府对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大多基础设施都是大量投入的。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考量必须是长期的。西方的很多基础设施经历上百年都完好无损。只有近代国家才有能力动员大量的资源来建设这样的基础设施。当然，另一方面，这样的基础设施也就成了近代国家的硬件基础。

    中国的基础设施非常薄弱。在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上，中国往往采用的是滚动式发展，有多少钱，就建相应质量的硬设施；等到有了更多的钱，再考虑提升基础设施的质量。这样就造成了诸多负面的效果。其一是修修补补，质量不牢靠。其二是基础设施的区域分割非常严重。基础设施尽管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但实际上被各个公司和地方分割。其三是建设基础设施时较少考虑到自然灾害。不像西方那样，在建设基础设施的时候，总会考量到各种灾害，甚至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灾害。其四，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很少考虑到战争的因素。除了修建三峡大坝时，因为各种因素，可能对战争的因素有所考量外，其他的基础设施的兴建可能都很少考虑到战争因素。如果遇到“敌国”有计划的攻击，中国的基础设施很容易瘫痪。

    如同“非典”危机，雪灾也暴露了中国行政系统的脆弱。这次危机如果不是中央政府亲自干预，使用战争动员手段，恐怕结果会更加糟糕。中央部署了数万军警来清理道路，为数百万被困的人民提供生活必需品。这里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制度上的优势，中央领导一经介入，制度就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但另一方面，地方基本上没有感觉到直接的压力。地方的行为与中国的行政体制设计有关：没有一种有效的机制来保障地方政府可以感受到来自下面的直接压力。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全力动员，地方政府就很少有动力来全力抗灾。省级政府和市级政府尽管也忙个不停，但对自己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并不清楚。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地方政府无需考虑自己的责任，因为地方政府很容易认为所有责任都是中央政府的。

    过分集权导致对中央的依赖

    中国的体制在理论上过分集权，地方政府大多会依赖中央。在这样的体制下，一旦遇到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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