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是进行国际关系和外jiāo事务的决策与实施。这方面，笔者已经在本栏多次提到过，不再重复。

    国家经济委员会可以协调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很多国家都有此类协调机构。在美国称为总统经济委员会，是总统的经济决策班子。在中国，经济社会事务主要是由国务院负责，但是部门卷入过多，分工过细，决策往往体现的是官僚体制的利益，而非社会经济的整体利益。设立这样一个机构的实际需要早就体现出来了。朱基任总理时期所设立的国家经济与贸易委员会，现在的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都是这种需要的体现。不过，无论是经贸委还是发改委，机构设置的初衷都是要负责设计改革，而最终演变成了一个具有深厚的自身利益的另外一个官僚机构。要这些机构设计改革难度可想而知，诚如前审计长李金华所言，发改委本身必须是被改革的对象，要它设计改革，如何可能？

    因为缺少类似国家经济委员会这样的“顶层设计”机构，中国的改革“部门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很多改革，包括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卫生改革、税收体制改革等，都成为部门自己设计改革、自己改革自己的闹剧。结果，部门自己改革自己是假（因为不可能有自己改革自己的局面），所谓的“改革”也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折腾”社会罢了。这就是医疗、教育、住房“改革”不但没有成效，反而越来越糟糕的主要原因。要超越部门化，就必须进行“顶层设计”；要“顶层设计”，就必须有这样一个有能力超越官僚利益的机构。同时，改革政策的实施也不是一个部门的事情，而需要非常整合的力量，这也需要这样一个机构的存在。

    对中国来说，设立国家政治委员会的意义更大。执政党要长期执政，政治是关键。但现在的实际情形是，执政党对自己的定位不清楚，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定位。党权本来应当是关乎政治，但现在大多数党权变成了行政权。党的干部不去从事政治，而是拼命地挤占和抢占行政权。这既影响党权本身，也影响行政权。大家都想挤进官僚既得利益集团，结果执政党党内既得利益集团日益壮大，其开放xìng自然减低甚至消失。

    在中国，政治的要务是保持执政党的开放xìng，尤其是其和社会的联系。现在干部都搞行政权去了，没有人关心和社会的联系。与社会的脱节是任何一个执政党应当最担忧的事情，无论是民主还是非民主社会。在民主国家，执政党得不到选票就要下台；在非民主国家，如果和社会脱节，执政党得不到确切的信息，不能了解社会的真相，就没有能力来及时调整政策，最终也避免不了走向衰落的命运。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政治改革都不可避免。不过，现在国家政治发展方向并不明确；即使是高层释放出来的信息，也没有一致xìng。很多政治问题没有得到研究、讨论，没有共识。各种既得利益想方设法要把国家政治体制诱导到对他们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向。社会积怨已久，却没有有效的参与管道，各种变相的抗议和抗争不断。社会和官僚既得利益集团的矛盾已经日益显现化。

    如同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政治委员会就是要负责政治改革的“顶层设计”。同样的道理，“顶层设计”就是要超越既得利益集团的狭隘利益，从执政党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来设计政治改革。如果执政党不能有效吸纳社会的力量，而继续让现存体制内官僚力量和既得利益主导改革，那么就不会有任何有效的政治改革方案，更谈不上改革的实施了。时间一久，改革会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最终导致社会的激进化甚至革命。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称之为“体制改革”的大多数改革都发生在政府领域，执政党体制本身很少有触动。不过，各方面改革难以推行的困局表明，执政党本身的体制也必须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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