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国大党。以国大党为主体的新左倾联合政府已经声称，政府要在继续经济改革的同时，注重注入“人的因素”，让穷人有出头的机会。

    印度的政治变迁能给中国领导层带来什么样的信息？中国、印度这两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尽管一个是民主政治，一个是权威政治，但双方都可以在对方经济发展模式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走的是一条“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道路。个人积极xìng、市场经济、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等构成了中国发展道路的关键词。这些年来，政府在政策上积极配合，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调整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的宪政结构。在意识形态层面，执政党容许私营企业家或者资本家入党参政。在宪政结构方面，保护私有财产已经写入宪法。所有这些改革不仅是为了与时俱进，使得现行政治体系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要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制度基础。

    但是，这种可以称之为“亲富”的国家政策也已经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贫富分化（社会群体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就是一例。快速的经济发展已经把中国从经济上划分成数个不同的世界，从最富裕的第一世界到最落后的第三世界。就是说，由经济改革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只流落到少数人手里，而社会的大多数没有获益或者获益不多。人群的分化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遽然增加，而地区的分化也会挑战国家政治上的统一。正因为这样，胡锦涛、温家宝新领导层形成以来，提出了以人为本、均衡发展的思想。新领导层正在努力调整政策，促使政策在“亲富”的同时也能让大多数穷人受益。

    印度的经济改革起步比中国要晚一些，但实际上也走了同一条“亲富”路线。国营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等也是其经济起飞的主要动力。很自然，在这个过程中，新产生的巨额经济财富流向少数人。尽管其他社会阶层的财富也有增长，但这种增长较之人们的预期相差过远。因此，当新的选举来临之时，人民的选票说话了。更令人感兴趣的是，新的左倾联合政府也提出了类似于“以人为本”的思想。

    相似的经济发展模式，相似的政策调整，不同的是政策调整方式。在中国，执政党自觉地进行调整，而印度则是通过人民选出一个新政府来达成。中国依靠的是自上而下的领导人个人的智慧，而印度依靠的则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制度。这里就有了相当大的差别，也会影响两国日后的发展。

    权威主义制度的政策调整往往要比民主制度快一些，政策的落实也有可能比较有效。在民主制度下，由于各种利益关系的卷入，政策调整往往受到很大的制约。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中国的权威体制比印度的民主制度优越。

    民主制度是一种最重要的制度保障，在预防政治危机和处理政治危机方面，民主制度被证明比权威制度优越。印度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经论证过，像中国“大跃进”那样的自然灾害即使在像印度那样的贫穷民主国家都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其灾害程度也不会像中国那样导致那么多人死亡。原因很简单，在民主社会，信息的流通总要比权威体制下畅通。

    印度这次大选的结果也说明了民主制度会自下而上纠正政府政策的偏差。当前执政党忽视了大多数印度人民利益的时候，民主制度就赋予印度人民一种有效的机制来纠正政府的政策行为。这是和平的纠正，是人民的选票发生了作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信息通过选票很快反映出来，为未来的执政者提供了决策依据。而在中国，这种纠正的代价很大。因为没有和平的纠正机制，人民依靠的往往是各种集体行为甚至是暴力的集体行为，如工人的示威yóu xing和农民的抗议等。因为不存在信息反馈机制，执政党就很难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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