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的制度技术，重点不在意识形态和道德本身，而在于其背后的实践逻辑。

    中国的改革不需要前者，而需要后者。随便举一个有关财产公开的例子来说。如何控制腐败，这是执政党多年来的议程。很显然，党政干部公开财产是非常有效的一个举措，很多国家都是这么做的，一旦发现一个干部官员的生活方式与其正当收入不相称，有关部门就可以介入，看该干部官员是否有不法收入。

    然而，就是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从80年代讨论到今天，少说也有二十多年了。执政党高层也不乏信誓旦旦的时候，不断呼吁党政干部公开财产，但就是没有行动，没有结果。原因很简单，这样一件在理论上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在政治现实中没有可行xìng。那么庞大的干部队伍，那么多年积累起来的腐败，如何有可能公开财产？公开财产等于要了大多数人的命。很多人担心，一旦公开财产，整个执政党就会面临总体合法xìng危机。

    理xìng的做法是既往不咎

    在这样的情形下，理xìng的做法就是既往不咎。从前的腐败不再追究了，从现在开始做起，或者从新人（新进入干部官员队伍的）做起。除了公开财产，还可以实行公开的财政预算，看看每一年那么庞大的财政预算到底去了哪里。如果这样，国家就可以告别一个腐败的过去，迎接一个清廉的未来。

    但是，没有一个政治人物敢这样做。原因很简单，这件事情很容易被高度意识形态化，被道德化。一旦某一个政治人物这样做了，很快就会被妖魔化，被各方面的道德压力所淹没。因此，一个理xìng的政治人物往往会选择高调一些，道德一些，说一些根本实施不了但在道德上可以避免被攻击的所谓“改革”目标。即使没有改革行动，但道德的制高点是守住了。问题是，这种选择的结果不仅使得腐败照样继续，而且在鼓励继续腐败。因为腐败者也是理xìng的，知道这个制度的弱处，知道执政者不会来真的，因此腐败得更为肆意妄为。这就是中国官场的现实。

    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经济领域。很多年前，一些人终于有勇气提出了不要追究企业家的“原罪”。改革开放以来，在复杂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红色企业家还是民营企业家，都采用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发财致富”。这种情况实际上在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因此，免除“原罪”是理xìng和现实的做法。但是，这种呼声立刻被淹没在高调的道德声中。现在，因为社会的高度分化，民众中要清算企业家“原罪”的人还不少，杀富济贫的道德气氛日益高涨。结果呢？受害者与其说是企业家，倒不如说是社会，是那些反对免除企业家“原罪”的群体。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家感到很不安全，纷纷出走国外，寻找安全的落脚点，避免日后被算账。一些红色企业家更是加快速度侵吞国有资产，转移到海外。党政官员和红色企业家已经成为中国资金流向海外的一个重要来源。

    “党内民主”很难成为真的

    再举一个例子。这些年来，执政党呼吁实行和完善“党内民主”，这是大势所趋。因为是民主，一些干部开始去游说，拉选票。结果，很多人被查处，因为“党内民主”的内容中是没有游说和拉选票这个环节的，或者说，这样的手段是不被容许的。但是，实际上的情形又是怎样呢？要民主，就要游说、拉选票；没有这个环节，就很难是民主。正因为有这个需要，而按正式规定又不能游说和拉选票，结果在党内竞争过程中，潜规则横行，就是腐败，拉关系，送金钱。如果真要实行“党内民主”，理xìng的做法就是开始制定党内竞争规则，明文规定如何竞争。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潜规则，消除腐败。但是，没有人敢提出党内的合法竞争、游说和拉选票，因为很容易被说成是搞西方式民主。一旦被意识形态化，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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