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年代初中共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国内所谓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一直就没有中断过。但双方之间的争论在近年趋向激烈。双方间的争论表面上看聚焦于一些具体的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但双方背后的关切则是“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这个基本问题。前些时间围绕着中国是否应当朝着民主社会主义的方向改革的争论，更是直接地表明了这种关切。

    从深层次看，人们开始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方向给予关切，并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因为共产党僵硬不变，而是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且不说上世纪90年代党所发生的变化，就在过去的五年中，也就是从十六大以来，中共就已经发展了1200万名新党员。到2006年底，中共基层组织已经达到360万个。大约有42万个企业组织成立了党的组织。在241万个非国有部门企业中，有将近18万个成立了党的组织。很多年来，海内外很多人在研究中国时往往把重点放在中国发展的经济和社会面，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上。但实际上，真正具有实质xìng发展的是党组织。除了党组织，中国还没有任何其他组织可以覆盖和渗透整个国家的所有重要部门和结构。中共新发展的党员一般都比较年轻，受教育程度也较高。到2006年底，有1690万党员在35岁以下，占党员总数的23.3%；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有2220万，占总数的30.7%。

    这些变化应当说都是正面的，表明了党的可持续发展。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对党的变化忧心忡忡呢？尽管党所主导的中国政治结构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人们发现，发生在这个结构内部的变化已经从各个不同的层面、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影响到了自身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主导着中国发展政策的方方面面。党的每一次重大政策和人事的变化，可以说是一次利益和权力在社会各阶层中间的再分配。一些社会阶层在党的这些变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另外一些获利较少，还有一些不但没有得到利益，反而利益受到损害。这种状况也决定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希望党往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

    白领和企业人数大增

    一些社会阶层对党的变化的担忧并非毫无理由。从党员的社会经济背景来看，中共已经从比较单一的社会基础向多元化转型。在改革开放之前，工人、农民、政府官员和解放军是中共社会基础的主体。但这些社会阶层或者团体的比例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例如，从1978年到2006年，工人所占的比例从18.7%下降到11.1%，农民从46.9%下降到31.7%，解放军从6.9%下降到2.2%。相比之下，其他社会经济背景的党员数量增长很快。通常所说的“白领阶层”（包括管理层和技术人才）背景的党员已经占了21.4%，私营企业主（或者资本家）占了5.1%。

    党的社会基础的变化还直接反映在党的政治运作方式和政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上。以“三个代表”理论为标志，中共已经给予私营企业政治上的合法xìng，并且鼓励非国有部门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员成分的变化也直接反映在十七大党代表的构成上。十七大代表大会增加了来自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简称“两新”）的代表。在政府层面，从修改宪法保护私有财产到《物权法》的通过，都表明了这些新兴社会阶层在中国政治过程中的重要xìng。

    从积极面来说，这些变化表明了党的开放xìng、中国政治的开放xìng。

    较之máo zé dōng时代，当代中国政治呈现出开放的特点，并且开放xìng的程度还在逐渐提高。而党的可持续发展就依赖于这种开放xìng。从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来看，一个封闭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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