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谓达靼为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者，实非审谛之辞，盖其众自移向近塞耳。折文逋已抵河西，可见其蔓延之广。夫决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宋白曰：贞元、元和之后，奚、契丹渐盛，多为攻劫，部众分散，或投属契丹，或依于渤海，渐流徙于yīn山。贞元、元和四字，未必有何确据，不过以至此达靼乃渐见于中国，约略言之耳。《旧史契丹传》云：光启中，其王钦德，乘中原多故，北边无备，遂蚕食诸部，达靼、奚、室韦之属，咸被驱役，则已在元和之后六十余年矣。相温即辽之详稳。《新史周本纪》：广顺三年闰月，回鹘使独呈相温来。盖与契丹同受诸回鹘，回鹘固在契丹之西。折氏为党项大族，河西为党项居地，盖达靼亦有与之杂处者矣。皆可见其西迁已久也。

    党项：《新史四夷附录》云：散处延、灵武、河西，东至麟、府之间，麟州见第十二章第二节。府州见第十二章第四节。自同光以后，大姓之强者，各自来朝贡。上文云：其大姓有细封氏、费听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为最强。其朝贡见于新旧《本纪》者：有同光二年（924）、天成二年（927）、四年（929），长兴二年（931）。明宗时，诏缘边置场市马，诸夷皆入市中国，而回鹘、党项马最多。明宗招怀远人，马来无驽壮皆雠，而所雠常过直。往来馆给，道路倍费。每至京师，明宗为御殿见之，劳以酒食，去又厚以赐赉，岁耗百万计。唐大臣皆患之，数以为言。乃诏边吏就场雠马给直，止其来朝。亦见《本纪》天成四年（929）。而党项利其所得，来不可止。其在灵、庆之境者，数犯边为盗。自河西回鹘朝贡中国，送其部落，辄邀劫之，执其使者，卖之他族，以易牛马。明宗遣灵武康福、州yào彦稠等出兵讨之。福等击破阿埋等族，杀数千人，获其牛羊巨万计，及其所劫外国宝玉等，悉以赐军士。由是党项之患稍息。事在长兴二（931）、三年（932），见《本纪》及《yào彦稠传》。《旧纪》：长兴三年七月，灵武奏夏州党项七百骑侵扰当道，出师击破之。至周太祖时，府州党项尼也六泥香王子、拓拔山等皆来朝贡。《本纪》：广顺三年十一月，党项使吴帖磨五等来。广顺三年（936），庆州刺史郭彦钦贪其羊马，侵扰诸部，独野鸡族强不可近，乃诬其族犯边。太祖遣使招慰之。野鸡族苦彦钦，不肯听命。太祖遣州折从阮、宁州张建武等讨之。建武击野鸡族，杀数百人。喜玉、折思、杀牛三族各以牛酒犒军。军士利其物，反劫掠之。三族共诱建武。军至包山，未详。度险，三族共击之。军投崖谷，死伤甚众。事亦见《旧史本纪》。建武作建抚。太祖怒，罪建武等。选良吏为庆州刺史以招抚之。其他诸族，散处缘边界上者甚众，然无国地、君长，故莫得而纪次云。

    吐蕃之衰，中国虽乘之恢复河、陇，然蕃族之留处者甚多，王灵不及，遂终成不可收拾之局。欧《史四夷附录》云：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其地宜马。唐置八监，牧马三十万匹。以安西都护羁縻西域三十六国。案此语不顾史实，唐时西域，无所谓三十六国也。欧《史附录吐蕃传》，略本《旧史》，《旧史》此处，但云又置都护以控制之而已。唐之军、镇、监、务，三百余城，常以中国兵更戍，而凉州置使节度之。安禄山之乱，肃宗起灵武，悉召河西兵赴难，而吐蕃乘虚，攻陷河西、陇右。汉人百万，皆陷于虏。文宗时，《旧史》作开成时。尝遣使者至西域，见甘、凉、瓜、沙等州，城邑如故，而陷虏之人，见唐使者，夹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犹念陷蕃人民不？”其人皆天宝时陷虏者子孙。其语言稍变，而衣服犹不改。至五代时，吐蕃已微弱，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直中国衰乱，不能抚有。惟甘、凉、瓜、沙四州，常自通于中国，甘州为回鹘衙，而凉、瓜、沙三州将吏，犹称唐官，数来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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