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则可见民力之大可恃，而中原沦陷，转皆坏法乱纪之武人招致之矣。《通鉴》云：契丹主广受四方贡献，大饮酒作乐。赵延寿请给上国兵廪食。契丹主曰：“吾国无此法。”乃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契丹兵制，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钞掠以供之。每正军一名，有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见《辽史兵志》。钞掠只可行之战时，此时战事已停，故以牧马为名也。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自东西两畿及郑、滑、曹、濮，数百里间，财畜殆尽。契丹主谓判三司刘曰：“契丹兵三十万，既平晋国，应有优赐。速宜营办。”时府库空竭，不知所出，请括借都城士民钱帛，自将相已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数十人诣诸州括借，皆迫以严诛，人不聊生。其实无所颁给，皆蓄之内库，yù辇归其国。于是内外怨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又云：初晋置乡兵，号天威军，教习岁余，村民不闲军旅，竟不可用，悉罢之。但令士户输钱十千。铠仗悉输官。而无赖子弟，不复肯复农业。山林之盗，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纵胡骑打草谷，又多以其子弟及亲信、左右为节度使、刺史。不通政事，华人之狡狯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掊敛货财，民不堪命。于是所在相聚起事，多者数万人，少者不减千百。皆见天福十二年（947）。民心之愤激既深，藩镇之政事较整饬，兵力较强盛者，乃乘之而起矣。

    刘知远，《旧史本纪》云：其先沙陀部人，而其同产弟彦超为慕容氏，盖吐谷浑人，隶属于沙陀者？知远初事唐明宗，后隶晋高祖麾下，其助高祖戕废帝侍从，及劝高祖叛末帝，已见前。天福六年（941），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少帝与契丹启衅，以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奉诏起兵至土门，见第十一章第三节。军至乐平而还。旋以为北面行营都统，督十三节度使，以备契丹。时少帝再命知远会兵山东，皆后期不至。帝疑之，虽为都统，而实无临制之权，密谋大计，皆不得与。知远亦自知见疏，但慎事自守而已。然知远广募士卒，阳城之战，诸军散卒归之者数千人。白承福归知远，知远收其精骑，以隶麾下。《通鉴》天福六年（941）。参看第二节。吐浑多犯法，知远无所纵舍，相与谋遁归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亚承福，率所部先亡归契丹。契丹用为云州观察使，以诱承福。承福家甚富，郭威劝知远诛之，收其货以赡军。知远乃密表吐谷浑反覆难保，请迁于内地。少帝遣使发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阳及诸州。知远遣威诱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诬承福等五族谋叛，以兵围而杀之，合四百口，籍没其家赀。《通鉴》开运三年（946）。参看第十五章第三节。由是河东富强冠诸镇，步骑至五万人。契丹入汴。知远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轶，而遣客将王峻奉三表诣契丹：一贺入汴。二以太原夷夏杂居，戍兵所聚，未敢离镇。三以应有贡物，值契丹将刘九一军，自土门而入，屯于南川，民居必依川流，故古称某地方居民所聚之处曰某川，如《三国志诸葛亮传》言秦川是也。此云南川，谓晋阳南民居之地。城中忧惧，俟召还此军，道路始通，可以入贡。盖不yù以兵力逐契丹，诳之以利，冀其自行召还也。契丹主赐诏褒美。及进画，亲加儿字于知远姓名之上。仍赐以木，胡法优礼大臣则赐之，如汉赐几杖之比。《新史本纪》云：王峻持归，虏人望之皆辟道。然契丹主亦知其观望，知远又遣北都副留守白文珂献奇缯、名马，契丹主使谓知远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yù何所俟邪？”则形势稍迫急矣。然契丹是时，固无力进取河东。或劝知远举兵。知远曰：“用兵有缓有急，当随时制宜。今契丹新降晋兵，虎踞京邑，未有他变，岂可轻动？且观其所利，止于货财，货财既足，必将北去。况冰雪已消，势难久留。宜待其去，然后取之，可以万全。”盖契丹之不能终据京邑，知远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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