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生产队里的几个青年辩驳不过大雄，王主任说：“你说的话只是片面之词，可吴琼与于红徐静不一样，她是反革命资本家的后代，她们之间怎么能相提并论同日而语呢？”大雄说：“吴琼虽是出身在成份高的家庭，但出身是不由选择的，吴琼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到大一直受党的教育，泽东思想的哺育，她热爱党，热爱主席，热爱社会主义，响应主席号召到农村插队落户，情愿与贫下中农一道同苦，同累，这难道不是好人吗？有谁看到过她破坏生产队什么了？非但如此，而且与于红徐静一同发明了手动插秧机，有力地支援了双抢生产，她白天劳动，晚上有时还给夜校上课，在生产劳动时不遗余力积极肯干，在洪水来时，差点送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被泥水呛得了肺炎去治疗了。这难道是反革命分子所为吗？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难道吴琼的表现还不够好吗？更有甚者，其他一同插队的同伴，分别调上去了，但他没有情绪，仍在生产队任劳任怨，如果要是你们自己又会怎么样呢？能有她这样吗？”王主任说：“可她比较傲慢，不尊重领导。”大雄说：“吴琼给哪任领导贴过大字报吗？提过意见吗？可你说的不尊重领导，还不知是哪位领导别有用心。”

    在场的群众见这个平常慢条斯理从不发火的英俊青年说的话句句在理，无不从心里佩服称赞。

    这时侗建国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问：“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替反革命说话？”王主任压低声音告诉：“这是老队长的儿子，叫大雄，回乡知青。”侗主任有些嘲讽地说：“原来你是知识分子，难怪这里耍嘴皮子。”大雄不骄不躁说：“你问我是干什么的，我是大熊村生产队社员，社会主义社会规定我有发言权，我不是什么知识分子，我原也是红卫兵小将，我没有替反革命分子说话，我是替一位老共产党员，解放战争时期积极运送公粮，救了许多解放军伤病员，从入社以来就是一位老队长，辨别真理。”大雄的反驳，使侗建国面红耳赤，带一些官腔说：“与反革命后代不划清界限，同流合污，就是立场不稳的表现。”大雄说：“吴琼在学校也是红卫兵，主席思想忠实宣传员，岂有反革命说？老队长爱护知青这是老贫农的本份，据我所知侗主任也曾打算重用吴琼，不知哪句言语答罪了领导，才突然变成反革命后代一说。”侗建国有些恼羞成怒说：“总之，吴琼就不是什么好人，你是个青年，也应站稳立场，否则后果自负！”大雄说：“说吴琼不是好人要有证据，我坚信正义能战胜邪恶，我只要心胸坦荡，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大雄的话，使大多数社员议论纷纷，窃窃私语。张红章等一伙人怒目圆睁，想要发作，看到大熊家四十六门男女，群情激昂，又不敢造次。王主任知再辩下去无趣，宣布休会。

    侗建国，王主任把张红章留下私语一番，就回大队去了。侗建国也把行李搬到大队部，不在生产队蹲点了。

    散会后，孙大婶拍着大雄肩膀说：“这孩子，平时说话不多，慢条斯理的，讲的句句是理。”熊大朋伸出大拇指说：“真行，侗主任王主任都被你说的哑口无言，憋了一肚子气而回。”社员们不少拍着大雄的肩膀投去赞许的目光。

    玉珍散会后拉着大雄的手说“你在会上对侗主任王主任的态度我真的害怕没想到你有这么好的雄辩能力，小心以后会给你穿小鞋。”大雄说：“怕什么，无非是在农村拿一辈子大锹把，除此之外，还怕什么？”玉珍笑了笑说：“你们家为了个上海阿乐这样值得吗？”大雄说：“起先并没什么，只是爸妈好心善良而已，可现在逼上梁山了，肉在砧板上了，无法了，我一直要与他们顶撞到公社，县里，一直奉陪到底，绝不允许人无辜欺负我爸。”玉珍高兴地说：“真正的男子汉了。”大雄说：“我真弄不懂的是，吴琼也是知青，为什么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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