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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定南中极大地增加了诸葛亮的个人威望，那些曾经怀疑过他的人也不得不佩服诸葛亮的才能，不仅有文韬，而且有武略。诸葛亮也一直牢记先帝临终前的嘱托，南征归来后不敢停歇，立即着手加强军事准备，等待时机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在诸葛亮早年为刘备制定的战略规划中，时机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如何北伐曹魏，隆中对策共讲了三个要点：一是率益州方面的主力由汉中出关中；二是率荆州方面主力北上直捣宛县、洛阳；三是等待曹魏内部出现问题。诸葛亮认为，相对弱小的蜀汉要想战胜曹魏必须同时满足以上三个条件，只有这样霸业才能成就、汉室才能复兴。本来形势一片大好，三个条件逐渐成熟，但荆州丢失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已经难以实现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统一大业不能成功，只是成功的难度更大了，而时机的作用也格外重要了，所谓“天下有变”，可以是曹魏统治区内发生了大规模叛乱，也可以是曹魏发生了宫廷政变，到那时就可趁乱出击，事半功倍。

    现在曹丕死了，一个毫无政治经验的新人上位，是不是一次时机呢？这也许还算不上“天下有变”，但已经是难得的机遇了，诸葛亮决心抓住。南中之战消耗了蜀汉一定的军力，本应再多等一阵，好好恢复一下国力，但诸葛亮觉得不能坐等，必须抓紧北伐的进程，所以曹丕死后只过了半年左右他就决定行动了。

    蜀汉建兴五年（227）3月，诸葛亮上表请求出兵伐魏。

    这份奏表就是著名的《出师表》，也称《前出师表》，在这份奏表里，诸葛亮首先阐述了北伐的动机和意义，他提出北伐是先帝的遗志，是先帝未竟的事业，作为继承者和后来者必须坚决完成，蜀汉上下，无论文臣武将大家也有这个决心和意志。接着诸葛亮针对后主年轻、主政经验可能不足提出了一些劝谏，对自己率军离开成都后的一些具体事项进行了必要的安排，诸葛亮特意谈到了“宫中”和“府中”，这是一个敏感问题，涉及“皇权”和“相权”，诸葛亮没有回避，作为托孤大臣他没有因为别人的议论而缩手缩脚、遮遮掩掩，而是正面提出了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作为自己离开成都后的重要安排，诸葛亮特别向后主推荐了几个人，包括政务方面的郭攸之、费祎、董允，军务方面的向宠，诸葛亮告诉后主遇到问题可以多向他们征询意见。诸葛亮请后主要亲贤远佞，他说郭攸之、费祎以及尚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等人都坚贞可靠，是可以信赖的人。最后诸葛亮还表明了自己的心迹，说自己誓将先主遗志完成到底。出师北伐不是平定南中那么简单，无疑将要冒着极大的风险，诸葛亮不顾这些坚持劳师远征，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为支撑是无法办到的。

    诸葛亮的精神力量来自对先帝遗志的继承，为完成刘备临终前的嘱托，诸葛亮不计个人得失，不辞辛劳、一往无前，作为托孤大臣他深知自己肩上的重担，除了立志北伐、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外他还不避闲言，用了大量篇幅对后主进行劝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没有矫饰、没有虚伪，忠心可鉴。

    虽然只是一篇公文，篇幅也不到700字，但里面的内容却很丰富，写得深沉、诚挚、亲切而流畅，既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文章，也是诸葛亮政治理想和政治理念的集中表达，深为后世所推崇。在有限的篇幅里诸葛亮先后十三次提到“先帝”，七次提到“陛下”，“报先帝”“忠陛下”贯穿全文，处处不忘先帝“遗德”“遗诏”，处处为后主着想，期望他成就先帝未竟的大业，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深奥的典故，所言既不失臣子的身份，也切合长辈的口吻，平实中见忠贞，平淡中见真情。

    孙策死时把年仅18岁的孙权当面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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