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生怕朋友们的惊惧会妨碍我的写作计划。我也还不知道它是否能及时完成，是否能在我生前出版。我希望能够不受压制地写出该题目所需之一切。当然，我生性不喜讽刺别人，也从来不想揪住不放，在公正方面，我始终是无可指责的。无疑，我是想充分利用思考的权利，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我一向尊重我必须生活在其管辖之下的政府，从不违反其法律，而且很注意自己，不去践踏国际公法，也不愿意因为畏惧而放弃其好处。

    我甚至承认，作为一个外国人生活在法国，我觉得自己的地位对于大胆说出真理是十分有利的。我很清楚，我只要像我想的那样不出未经法国许可的任何东西，那么不管我的准则是什么，不管我在别处出什么东西，法国都管不着我。甚至在日内瓦，我可能都没这么自由。在日内瓦，不管我的是在什么地方印制的，行政官都有权对其内容妄加指责。这种考虑大大地促使我接受了埃皮奈夫人的盛情，而放弃了去日内瓦定居的计划。正如我在《爱弥儿》中所说的，我感觉到，你若是想写一些真正有益于祖国的，就绝对不可在自己的祖国写，除非你是一个搞阴谋诡计的人。

    使我觉得自己的地位更为有利的是，我深信法国政府也许不会给我好脸看，但至少会以不干涉我为荣的，如果说它不愿保护我的话。我觉得，容忍无法阻止的事情，并以此沽名钓誉，这是很简单却是很巧妙的政治手腕，因为，即使把我驱逐出法国——他们完全有权这么做——我的还照样会写，而且写起来也许更加无所顾忌，而要是让我在法国安心写，我就得对自己的负责，而且还在欧洲其他各国消除了一些根深蒂固的成见，从而使法国享有明显尊重国际公法的美誉。

    根据事态发展认为我上了自己轻信的当的人，完全可能是自己看错了。在我遭到湮没的那场风暴中，我的成了把柄，但其实他们是冲着我这个人来的。他们并不把的作者放在眼里，他们想毁掉的是让-雅克这个人。他们在我的作品中发现的最大罪状，就是这些作品所能给我带来的荣耀。此是后话，暂且不表。我不知道这个对我来说，至今仍是个谜的谜，今后是否会被读者们解开。我只晓得，如果说是我公开表示的那些准则给我招致我所受的虐待的话，那我早就该成为其牺牲品了，因为把这些原则最果敢地——如果不说是最大胆的话——表示出来的我的那一部，早在我退居退隐庐之前就已发表，就已经产生效果了，可谁也没有想到——我不想说是寻机挑衅——起码阻止一下该在法国的出版。此在法国同在荷兰一样公开出售。此后，《新爱洛伊丝》也同样顺利地出版了。我敢说，也同样受到欢迎，而且，几乎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爱洛伊丝临终前的那番表白同萨瓦副本堂神甫的表白是完全一样的。《社会契约论》中的一切大胆言论早在《论不平等》里就出现了，《爱弥儿》中的一切大胆言辞也早在《朱丽》中就有了。可这些大胆的地方并未激起对上述两本著作的任何非议，所以，引起对后两本的飞语流传的也就不是这些大胆的言辞了。

    此时，我更关心的是另一项几乎性质相同但计划新定的工作，那就是圣皮埃尔神甫的著作选。鉴于叙述的连贯，我此前未及谈到。此想法是在我从日内瓦回来之后，马布利神甫提起的。不是直接向我提起，而是通过迪潘夫人向我提出的。迪潘夫人也有心让我采纳这一想法。她是曾视老圣皮埃尔神甫为宠儿的巴黎三四位大美人儿之一。如果说她肯定不是独占他的女人，那她至少也是同埃居荣夫人共宠这位神甫的。她对神甫的缅怀保持着一种使双方都受到敬重的尊重和爱戴，因而，她若是看到她朋友的那些胎死腹中的稿能由她的秘妙手回春的话，她的自尊心就会得到满足。这些稿中不乏绝妙的东西，但表达甚差，以至于难以卒读。怪的是，圣皮埃尔神甫一向把自己的读者视为大孩子，可他对他们说起话来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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