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等许多著作，为道教发展史增添了新的有意义的篇章。例如关于陶弘景的研究，在30年代，小柳司气太认为陶弘景的学说大多来自佛教，《真诰》一书，有的出自《四十二章经》，有的脱胎于"如是我闻"之句。在60年代宫川尚志的著作里，这个观点发展成为陶弘景不是一个独创的深邃的思想家而是一个佛教、道教和神仙家等各家学说的综合家；在70年代，由薮内清主持的研究室编辑的《中国的科学和科学家》文集里发表了赤堀昭《陶弘景和〈集注本草〉》一文，他从医学史的角度对陶弘景的思想作了进一步探索，指出陶弘景的隐居不过是一般地追随六朝时代的社会潮流，而不是完全与世隔绝，他只是利用隐士的名声来达到列身于官僚生活的目的，陶弘景的思想体系不仅是佛教思想渗进了道教的体系，而且是由道、佛、医、yào和天文等等范围广阔的思想所构成的。

    第四，对道教的历史研究已经从一般文化的角度深入到了中国同东北亚、东南亚邻国的历史关系和文化影响的比较研究。道教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的土生土长的宗教。以往的日本学者在历史研究中尽管已经研究到了中日两国的关系史，研究了中国佛教对东亚佛教的影响，但几乎都未曾触及到道教的外传史。二次大战后，随着宗教学特别是比较宗教学研究的进展，以及现代社会的国家和地区关系的加强，日本学者们也开始注意到了道教的海外影响问题。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福永光司（1918～）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这个课题的论文和演讲，出版了《道教和日本文化》《道教和古代日本》《道教和日本思想》等书。其中有关天皇和道教、天皇和zhēn rén等文章，无论在日本或者在中国，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例如，关于天皇的研究，30年代津田左右吉有《天皇考》的论文，但是他否认"天皇"的称号同中国大陆思想文献有关连，并且对于道教持否定的态度，否定道教曾经进入过日本。而福永光司在京都大学哲学系研究中国哲学史时，就注意到了道教具有宗教哲学的体系。他说："在对于道教神学或者教义作为基轴进行思想史的分析考察时，我们坚持认为道教神学同中国思想史的不同时代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它是中国的民族的具有超时空的绝对的皈依宗教的感情、信仰和祈求、思维和思辨的历史的博大的蓄积，也是他们的传统的综合成果"（《中国中世纪的宗教和文化道教的天神降临授诫》）。正是从这一研究立场出发，福永光司一反过去日本学术界鄙视道教立场，对于道教的神学思想、仪式和象征物同日本"天皇"和神道的神学思想、仪式和象征物作出了客观的令人信服的研究。这一研究尽管赞同者有之，批评者有之，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它对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以及日本思想史、日本政治史、道教外传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四时期为高潮期。1972年9月日中邦jiāo恢复，日本学者的研究视野、兴趣和目的都有一系列的发展，道教研究进入高潮，其主要特点是：

    一，研究的国际化。1972年以前，日本的道教研究学者和欧、美学者接触得很少。1968年在意大利举行的首届国际道教研究会议就没有日本学者参加。1972年在日本召开第二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以后，日本的道教学者开始进入国际学术jiāo流的行列，同欧美各国的道教学者有了广泛的接触，日本道教研究的国际jiāo流非常兴盛。日本学者承认，欧洲人对于道教的研究起步甚早，积累了大量材料，并且建立了很好的学术传统，有不少第一流专家。研究的国际化扩大了日本学者的视野和思考领域。

    二，研究学者增加。日中邦jiāo恢复后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关心程度大增，因此，对道教感兴趣的中青年学者越来越多。在日本道教学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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