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帅如著眼於机会主义或临机应变，将使战争成为漫无轨道行驶，及破坏全盘作战构想；於平津会战中匪军乃完全按计划作战，而傅作义则采机会主义。

    第二，大军统帅因按计划作战，大军运动必须如钟表报时一样之准确，於本会战中林彪匪军十二个纵队及一个pào兵纵队，其於不同之时间，不同之地点，及经不同之路线，分经长城榆临、界岭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入关南犯、但以上各路匪军於十二月十五日在同一时间对塘沽、天津、北平完成包围，而聂荣臻匪军亦於该十五日攻占张北，对张垣完成彻底包围，此可算是如钟表报时一样之准确。反观傅作义所统帅之大军，乃到处成为鼓响锣不响，首先是第三十五军於运动中被围，相继是暂三军於运动中遭匪各个击破，及第十六军於突围中损失过半，再继为遭匪区分包围，各个击破。

    第三，大军统帅具有其钝重xìng，无法如指挥小部队之活发，克劳塞维茨说：「移植一株小树很容易，移植一棵大树就很难。」，此即喻为大军统帅之钝重xìng，傅作义之「腹案」，所谓「灵活机动」，乃完全以其原指挥其有限之基本部队之观念和习惯来统帅大军，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总之，大军统帅有其一定之法则，以上仅就本会战略举一二，不可以此而概全。

    大军集中掩护：大军集中，乃为最脆弱之时期，此期间如遭受敌人不意之奇袭或先制之攻击，胜败常由此而定。平津会战我军集中，在大体上来说，乃为东、西之方向，正遭入关之林匪由北向南之侧背攻击，以及平张段之平绥路其隘路两侧之高地；但我军於集中期间，对长城各口乃一兵一卒不派，榆临、古北口我原守军亦撤离一兵一一卒不留，使林匪在毫无妨碍之下如入无人之境自由行动，至於平张段之平绥路方面，第十六军及暂三军控制於南口，怀来重要城镇，似乎控制此等重要城镇就天下太平，溢路两侧之高地，亦一兵一卒不派，第三十五军由汽车输送，由通县至张垣，及由张垣至北平，好像是在毫无敌情顾虑下「旅次行军]，大军如此集中及军队在严重匪情之状况下如此运动，实根本缺乏军事常识。

    长城系依yīn山山脉延伸，自古视为天堑，以「莫教胡马渡yīn山」一语观之，亦为我自古之国防线，故当我大军集中时，不仅应以长城为集中之掩护，更应以长城及yīn山山脉迟滞匪军，以争取我会战准备时闾之余裕，当时如yù各个击破匪军，唯一之可能xìng，亦即当林匪入关时，乘其兵力为长城左右分离及前後分离之际，予以各个击破，至於傅作义「腹案」所谓「灵活机动、依城决战」，乃为被动之消极防御，东急则东援，西急则西援，而非为各个击破匪军。

    作战目标以歼灭敌人为第一：土地和城镇之获得或确保，乃是歼灭敌人之结果，祗要能歼灭敌人，土地和城镇乃不得而自得，不保而自保。平津会战、北平、天津乃为华北之重镇，及为战略要地，但匪军之作战构想及会战指导，乃不在如何攻占此等大城市，而在如何不让华北之国军向西撤退，或向东经海上撤退，其一切关键xìng作为及全部之注意力均集中於此。抗日战争日本军阀之战败，其最主要之关键乃在争城夺地，其以为只要占领我重要城镇和主要jiāo通线，即可达战争之目的，我军松颔失重要城镇和主要jiāo通线，但恰能始终保存主力之完整，及愈战愈强，胜败乃由此而定。戡乱战争，无可讳言，我军系受日军军事思想之影响，以争城夺地为作战目标，虽广领城镇和土地，但匪是愈剿愈众，而匪军乃以我军为作战目标，迭次遭匪各个击破，逐次被歼，遂由攻势转为防御，及由优势转为劣势；由攻势转为防御及由优势转为劣势，乃为战争最危险时期，於此最危险期中，又不知保存战力及恢复优势，恰仍以确保城镇为作战目标，及和匪军赌总败之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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