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江汉文这个闽浙总督是从禁海开始起就设立的一个官职，这个官职的设立初衷是为了管辖闽浙地区，也就是福建、浙江、台湾三省。禁止渔民出海捕鱼，禁止商人出海贸易，还有口号寸板不许下海，片帆不许进港。

    说到这里要再次科普一下禁海的事情。

    洪武三年(1370)，明政府“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明太祖实录》卷49)。洪武七年(1374)，明政府下令撤销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中国对外贸易遂告断绝。

    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明太祖实录》卷139)。自此，连与明朝素好的东南亚各国也不能来华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了。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再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

    洪武二十七年(1394)，为彻底取缔海外贸易，又一律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洪武三十年(1397)，再次发布命令，禁止中国人下海通番。

    为了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明朝法律规定了严酷的处罚办法:“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

    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大明律》)。明政府对参与买卖外国商品的居民也不放过，“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现有者限以三月销尽。”

    在这一错误政策的指引下，明政府于洪武十九年(1386)废昌国县，二十年将舟山岛城区和镇外鼓吹两里以外的居民和其他46山(岛)的居民徙迁内陆。本来，明太祖期望海禁政策对海防的巩固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然而，由于海禁政策所实施的直接对象是臣民而不是海上反明势力，他不仅不能成为海防的有效手段，甚至在沿海地区激化了一些矛盾。沿海地区人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从事渔业生产，或从事海上贸易。

    明太祖“严交通外藩之禁”，堵绝了沿海地区人民的正常谋生之路。如“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鱼”(《明太祖实录》卷159)。他们除起来进行斗争之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诚如顾炎武所指出:“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天下郡国利病书》，册26）。

    此外，滨海地区的居民还采取了另外一种斗争的手段，逃亡、潜往海外。“国初两广、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为生者万计”(张煊:《西园见闻录》卷56《防倭》)。所以，海禁一开始就得不到切实的贯彻，反复发布的海禁令，也说明了这一点。还有一些人干脆参加了民间的对外贸易活动。

    “缘（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明大祖实录》卷231）。“东南诸岛夷多我逃人佐寇”（谈迁:《国榷》卷12）。昌国县“民常从倭为寇”(《明太祖实录》卷183)。

    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藩侯的两个朝贡使团在宁波为入贡资格问题爆发了“争贡之役”，使很多无辜的中民被杀或被掳，“浙中大震倭自是有轻中国心矣”（《明史纪事本末，卷55沿海倭乱》）。

    此后，明朝统治者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并对日本“闭绝贡路”，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

    由于禁海令的存在，以及闽浙总督这个官阶的设置，可以说江汉文就是主宰这三省的土皇帝，如果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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