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生，坏也是为着爱她，好也是为着爱她。

    194年，重庆有一桩大花边：傅姐登报宣布离婚。

    194年，重庆有一桩大悬案：谁将会是傅姐的再嫁对象？

    傅姐的先生，哦不，应该叫前夫了，姜先生，是一位失了运道的上海开。姜家祖上不是没有过阔绰的岁月，但按照姜先生的说法，滔天富贵难抵连天硝烟。人们常在舞厅里看见姜先生义正词严地为家道中落进行辩解：“我们不发国难财，真的，乱世对商人是好时候，有多少瘪三都是借战争囤货居奇发了国难财？这种人良心都坏死掉了，我们姜家不做这种事情。我们祖上是有身份的人，大明的忠臣，宁死不降清的，我们有祖训……”

    别的遗老遗少都是清遗，姜先生不同，他是明朝的遗少。

    明朝遗少的姜先生却又是个时髦人，1941年的潮流是抨击时政，他也便跟着抨击时政。皖南那边出了事，晚上姜先生在白宫舞厅跳舞的时候便要大发议论：“都什么时候了，国难当头，不说同御外敌，反而要内斗。党派之间要斗，党内不同派系之间还要斗，册那。”

    虽然早在197年就来了重庆，但姜先生依旧是上海开的腔调，一声“册那”让他仿佛又回到197年前的上海。那时他还是个有钱的纨绔，百乐门的霓虹与乐声多销魂，白宫和圆圆怎配与之相比？

    姜先生这话还是很掷地有声的——假设这话不是在舞厅里搂着舞女的腰说的。

    总而言之，谁都知道，傅姐的先生是块扶不上墙的烂泥，百无一用，不懂生计，每天只知道拿着傅姐的钱在交际场合厮混，装时髦，装风流，装见地。说白了，就是一个不知上进的落魄纨绔，不值一提。

    因此，傅姐与他的分手，简直是件普天同庆的大喜事。

    傅姐的追求者，最出名的有两位，一位是姜先生口中发国难财的败类，一位是姜先生口中搞内斗的蛀虫。

    败类先生姓董，靠做布匹生意发家。194年，他三十五岁，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

    蛀虫先生姓许，这位许先生可是大有来头。他是调查统计局，也就是所谓中统局的高官，且刚在交通部被任以要职，可以说是仕途通达无可限量。

    董先生是钱，许先生是权，自古美人心羡才子，最终却都委身于权钱。因此，194年的山城，绝大多数对此事感兴趣的人都觉得，傅姐的下落，无非董许二择其一。

    姜先生，董先生，许先生。

    在与傅姐与重庆194年相关的故事里，没有人知道林羡鱼。

    194年，抗建堂剧院的雾季公演，林羡鱼和傅姐第一次见面时台上在演的那场戏，是郭沫若的话剧《屈原》。

    台下人头攒动，每个座位上都坐好了主人，另有大批青年穷学生挤挤挨挨地站着。傅姐是有身份的人，受邀而来，自然坐在舒坦的前排好位子上。这一圈位子都是为有身份的人而留的，戏未开演，其他人还没来全。傅姐独自坐在位子上，四周空空荡荡，和后面挤挤挨挨的人们比起来，显得冷漠，毫不相关。

    她的票是许先生送的，因此身边的空位理所应当是许先生。许先生在重庆官场是当红炸子鸡，忙得很，戏没开场是不会到的。

    然而当戏真开场了，许先生也没到，来坐他的位子的是一位年轻人，约莫二十几岁的年纪，身板挺直像刚下战场，英俊倜傥的脸上却有一道结痂。他径直朝傅姐走过来，到她面前站定后敬了个礼：“傅姐，许先生有事走不开，让我来跟您说声抱歉。”

    傅姐点点头，看他的眼神却有些疑惑，许先生身边的人她都看熟了，却从未见过这号人物。那人看出她的疑惑，笑了笑，笑容意外明媚：“我叫林羡鱼，是许先生新的机要秘书。”

    灯光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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