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焦的木头、zhà毁的排水沟、zhà塌的泥土和zhà碎的水泥，到处散发出冲天的臭气。帕格来到的时候，压路机正四处吼叫着修补跑道，两架飞机刚刚着陆。机场上到处停放着短粗的战斗机，穿罩衣的机工们爬上爬下，忙着修理，嘴里愉快地大声说着不干不净的话。机场显得十分繁忙。

    伽拉德脸色很憔悴。但比在萨沃伊小餐厅时高兴多了。在一个疏散了的兵营里，他把帕格亨利介绍给十几个年轻人，他们一个个眼窝深陷，头发篷乱，穿着满是皱折的军服、露羊毛边的皮靴和黄色救生衣，懒洋洋地躺在椅子里或铁吊床上，有的光着头，有的把窄小的蓝帽子歪戴在一只眼睛上。这位身穿军便服的美国海军上校的到来使他们的谈话声突然停止了，在一阵难堪的沉默中，只听得收音机里播送的爵士乐。随后，一个看来象从来没有刮过脸的、面孔红红的飞行员，递给帕格一杯浓茶，并且用友好口吻攻击海军的无用。他说，他飞过英吉利海峡的时候，曾经被一艘英国驱逐舰击落，因此他可能有点成见。帕格说，为了海军的荣誉，他对这件蠢事表示遗憾，但作为英国的朋友，他对这样的shè击术表示钦佩。他这话引起哄堂大笑。接着他们又谈起飞行，起先还有些拘束，后来就把客人抛到脑后了。有些行话他听不谨，但眼前的情景一目了然：始终处于戒备状态，几乎昼夜不眠，意外事故和战斗中损失飞机太多，而德国战斗机又比他们多得多，但是在这个人数锐减的中队里，有一种决一死战的、豪迈而奋激的高昂士气。帕格了解到战争开始以来，几乎有半数以上的飞行员已经牺牲了。

    六点的新闻开始以后，他们停止谈话，都聚集在收音机旁边。这一天只有一场小战斗，双方击落飞机的比率是三比二，德国空军居下风。飞行员们互相翘起大拇指，稚气地笑起来。

    “他们都是优秀的青年，”伽拉德送维克多亨利上车时在路上说。“当然，您一进来。把他们关于女人的谈话打断了。我是中队里的中年人啦，他们也不大跟我谈这些。这些年轻人不飞行的时候，动人的经历可多哩。”他对帕格会心地笑了笑。“有人心里纳闷，他们怎么还有精力爬上他们的飞机呢？可是，他们照样爬上去，一点也不错。”

    “活着而且年轻，真是黄金时代啊，”帕格说。

    “是啊。您问过我士气怎么样。现在您亲眼看到了。”他们在汽车旁握手的时候，伽拉德腼腆地说：“我应该感谢您。”

    “谢我干什么？”

    “帕米拉要回英国。她告诉我，他们在华盛顿无意中遇到您的时候，她正拿不定主意呢。她决定跟您商量，您的话对她起很大影响。”

    “嗯，我感到很荣幸。我觉得我的意见是正确的。我相信她父亲离开了她照样会生活得很好。”

    “韬基吗？他会比我们都生活得好。”

    “不太顺利，”梯莱特少将说。他开着汽车从玛宝门前许多甲虫似的、湿漉漉的黑色出租汽车中穿过去。天气变得多雨多雾了。珠灰色的灰暗笼罩着闷热而潮湿、毫无战争气氛的lún敦。人行道上，人们撑着伞熙来攘往。红色双层公共汽车和警察的胶皮雨衣都在雨中闪闪发光。神秘的lún敦披着单调的、和平时期的晨衣。

    “毕京山的士气真不坏呀，”帕格说。

    “是吗，您去过了？士气是毫无问题的！数字却很糟糕。也许小胖子戈林也缺少战斗机飞行员。我们很缺少，这是肯定的。缺少得厉害。我们不知道山那边的情况。我们只是坚持着，寄希望于未来。”

    他们开车前进，雨渐渐住了。不多时，柔弱的阳光照到一排排望不到头的、清一色的潮湿而肮脏的红房子上，也shè进车里。梯莱特说：“我们气象学家的工作非常出色。他们说雨下不久，德国佬今天可能来。说来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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