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其它翻倒的汽车残骸。我们又一次经历了不断的空袭。那些精疲力竭、心力憔悴的军队里，许多人都得了夜盲证和疟疾，现在正在向后方撤离；而那些新部队则不断地开拔到前线去。几千辆完好无损的汽车因为缺油而沿公路两旁停泊着。我们不停地穿过那些被空袭毁掉的城镇和村庄。一天下午，我们停下来去帮助一座城镇上的伤者。这座城镇刚刚被轰zhà过，城镇上空还冒着青烟。第二天黎明，我们又上路了。

    我停下来在桂林演讲，参与广播节目，就像我在贵阳所做的工作一样。但是广西省和中国的其它省份不同。这里还是民主的堡垒：在堡垒里，允许自由演讲、出版、和自由集会。那些其它地方被赶出来的作家和编辑聚集到这里继续工作。我希望在香港的治疗之后，我可以返回广西，然后去印度支那前线。

    一天晚上，我在桂林电台的广播完成以后，我发现在我之前广播的一位日本人正在等着和我jiāo谈。他没有受到监视，而是象中国人一样生活和工作着。我们在一家露天茶馆度过了一个晚上，我发现他有着显著的个xìng。他的名字是Seisaku Shiomi，能说三种外语中国话，英语，和法语。在1938年12月他成为了印度支那河内领事馆的秘书，同时领着日本秘密情报机构的薪水。他后来在边境从事间谍活动时被中国军队俘虏。有一年的时间，他拒绝以任何方式帮助中国人。在此期间，日本革命作家Kadji，正在所有的日本战俘营里工作着，给他提供了书籍并与他谈话，最后他决心参加反法西斯运动。

    “我的整个人生经历，”他说，“都是作为一位外jiāo官。我过去相信我很幸运出生在日本，并认为我们的政府入侵中国是件好事。我不能不看到日本人是唯一的没有被白人征服的有色人种。我们国家的军国主义成功地利用这一事实蛊惑着我们，让我们相信自己是在为所有的有色人种的解放而战斗。但是自从我学习过，思考过以后，我已经很清楚，我们的军国主义者仅仅是想取代白人帝国主义者的位置。这花了我很长的时间来改变我的人生观，并开始迈出日本称之为卖国的第一步。然而，我看到日本的统治者就像多数其它国家的一样，和平时利用平民作为财富积累的源泉，而战时则作为战场上的pào灰。现在我用日语向日本军队和日本人民广播，尽力去宣传那些我所相信的东西。我为了真正的和平和正义而工作，我的心灵有了归宿。”

    他说的非常快，有点神经质，好象是被内心的冲突给撕开了。他不停地向我保证他很“愉快”，但是我很难相信有过他这样经历的人会抛弃一生的观点和人生态度。在我们分开之前，让我把他的故事传播到我所到的任何地方，因为日本人拒绝承认电波传来的是他们的领事馆官员的声音。“告诉你所碰到的每个人，你曾经见过我并和我jiāo谈过。”他催促我。然后我几乎相信了他。我很疑惑如果我在类似的环境下，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同一天晚上，官方的朋友把我带到了机场，我们站在黑暗的机场上，看到一丝红色的光从东边的山顶上出来。这是一架从香港运送支票过来的特派飞机。我是唯一搭乘的旅客。一辆汽车开了过来，给飞机装上压舱的石头；一会以后，我们冲向了夜空，开始在完全的黑暗中通过日本人的防线，向香港飞去。

    第十章 重庆及以后的日子（1940－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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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早晨时，我在飞机上俯瞰着整个香港，地上柔和的灯光反shè在黑暗的、沉睡的大海上。地球上再也没有景色如此漂亮了。在这样的一个晚上，我知道，中国的帆船正偷偷地穿过海水，躲藏到广东沿岸的小湾里，然后苦力们群涌而上，搬起货物飞快地向内地跑去。因此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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