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声明嗤之以鼻。“你知不知道，”那位老兵回答，“游击队的生活是很艰苦的，食物很少，衣服很少，他们还得整天行军和打战，而且他们有时连钱都没有。”

    国华一整天的时间都跟着王老汉，而且这个小家伙整天都哀求着：因为吃得太少，生病太多，他才会比一般的小孩小，但是他不想发财，而且他能走很长的路，能扛很重的东西……，这里地主的仆人经常打他，强迫他为他们干活……，没人教他写自己的名字……。最后，到了那天晚上，王老汉被他给缠烦了，说国华可以跟着他，试试游击队的生活。国华跟着他到了山里，从那以后，他成了一名传令兵。

    那位女记者，经常和两名小孩坐在一起，教他们认字。每个小孩都有一本游击队自己出版的初级读本。它里面开始的是“人”或着“人类”，然后到“工人”，“农民”，和“士兵”，然后是军队的名字，日本军队的名字，以及诸如此类的名词。在每一页的底部，都有一个讨论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是：

    “农民生产大米，工人生产布匹。为什么农民吃不上他生产的大米，工人穿不上他所织的布呢？”……“为什么穷人和富人之间会有差别？”……“什么东西妨碍了人们彼此之间互相依靠？”……“为什么日本军队是天底下最残暴的军队？”。

    我觉得，正是这些问题招致了对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反对。

    “当我长大以后，我想参加骑兵，然后打日本鬼子，”国华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而每次我都会想起虱子和伤寒，因而怀疑他是否能活到长大，来领导穷人们进行战斗。

    不久，我有了机会和一个排去加入汉口西北湖区的游击队。那位女记者决心和我一块去，但是我们都觉得带两个小鬼和我们一起太危险了。然而，想到将他们留下，我就无法摆脱那些虱子的回忆，以及时常威胁到他们的高烧。当我跟说起我要走了时，他看起来是在强忍住哭泣。我不忍看到这个场景，于是写了一封请求信给分队司令员，要求允许这个小孩跟我一起走。国华拿着纸条，象闪电一样跑开了，但是后来我从那位司令那里得知，他并没有把纸条给他。相反地，他冲进了司令的房间，敬了礼，然后宣称我想要他跟着我！司令员有些吃惊，但是国华坚持这么说。他争辩说他经常跟着部队夜行军，还扛着重东西。而且，他补充说，我需要他是因为他知道我的所有生活习惯和需要。

    司令回答说，既然我是真的希望他跟着我，国华当然可以跟我一块走。小鬼让他写下了这个命令，然后很快地带着许可令回来了。我很惊讶，但是想军队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因此我带着国华进入了湖区。在第三天晚上，我们在计划午夜要穿越的公路旁五公里的一个村子里停留了下来。一群新参军的人，虽然还没有武器，在这个村子聚集起来，准备和我们一块走。而一群扛着包裹的过路人也在等着我们；因为这条公路是日本人增援大洪山前线的通道，他们已经在公路附近所有的大村子里驻扎了军队。

    当天已经足够黑的时候，我们排队向前进发了。许多农民聚集起来，给他们参军的儿子送行。我记得一位老太太站在一座小山上，手擦着脸上的泪珠；而一位手里抱着小孩的年轻fù女不停地跟着一个男人，哭喊着：“一定要早点回来！”。随后在村边的一间房子外，我们听见了一个亚马孙印地安人式的声音在高声喊叫着一个年轻人的名字。在那位女人跟上我们之前，我们已经开始快速行军了，但是她赶上我们，从队伍头跑到队伍尾，看着每一个男人的脸。我们得知，她的儿子跑出去参加游击队了，她正想来找他。但是没有一个回声从我们的队伍中传出来，很久以后，我们还听到身后的她在黑夜中哭喊着。

    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到了一座村子的外墙处，想要穿过村外的公路。但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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