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的转变到了，“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正在重演，俄国女皇的暴死解救了腓特烈大帝的危难，这一切又重见于一九四五年。星象学家的话可真应验了。他们早就在预言，四月中旬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不用说，俄国军队正在朱可夫的指挥下沿奥得河集结，有一个地方离开那地堡只三十五英里；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向易北河挺进；南方英美联军正突破我们意大利的防线；另一支由科涅夫统帅的俄国大军在巴尔干岛苦战，企图比朱可夫和美国的军队更快抵达柏林；而zhà弹则日夜不停地从整个柏林上空像雨点般落下来。我国的军工生产实际上已经停顿。我们各地军队的汽油和弹yào即将用完。从东西方逃来的千百万难民堵塞了各条公路，以致武装部队都无法调动了。党卫军经常命令这里或那里的火车调轨，这就阻碍了铁路运输。然而，在总理府底下水泥地洞里那种环境中，以上这一切又算得什么呢？那儿已经变成了梦乡与幻境。任何可以寻找来宽慰自己的借口，都被吹嘘成为一个“大转变”，虽然它们都不能像罗斯福的死讯那样带来片刻的欢乐。

    第二天，红军占领了维也纳，这件事多少使大家泄了气。然而，就在那一天，我和斯佩尔正坐在那里谈破坏柏林这一严重问题的时候，纳粹劳工阵线首领莱伊到了，他兴冲冲地宣布，说一个什么德国不知名的天才刚发明了“死光”！制造这种死光，跟制造机qiāng一样既简单又便宜。莱伊已经亲自看过了计划，几位著名的科学家已经为他检验了这种武器。只要斯佩尔立即将这种武器大规模投入生产，就会给战局带来一个大转变。斯佩尔装出一本正经的神气，当场委任莱伊为“死光制造局局长”，赋有全权去征用所有的德国工业，以斯佩尔的名义去制造这种神奇武器。莱伊高兴得一路胡言乱语，走了出去，于是我们又重新去讨论那个伤脑筋的问题。

    这些彻头彻尾是鬼话的“神奇武器”和“秘密武器”一直使斯佩尔感到难堪，自从我当上了他与最高统帅部之间的联络官后，也使我感到难堪。一些将军、厂长、政界中头面人物以及普通老百姓，都会走过来，用臂肘碰碰我，向我眨眨眼睛。“现在该是元首使用秘密武器的时候了吧？什么时候才使用它？”我的妻子，这位将门之女和地道的军人之妻，也忧心忡忡地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直到现在，戈培尔一直借“官方透露”和小道传播的方法来宣传这种恶dú的幻想，那只是为了要使人们继续流血，让纳粹的癌症继续扩散。

    党独揽一切

    到了一九四五年，即癌症已经扩散到了祖国各地。党内像莱伊之流的混蛋和流氓把持了所有的政府与军事机构。武装党卫军已经变成一支对立的军队，它把最好的新兵和装备一起吸收了去。一月里，希特勒竟然派海因里希-希姆莱去指挥维斯杜拉河方面集团军，迎敌红军突破北方阵线后发动的正面攻势。结果当然是遭到一场惨败。希姆莱指挥作战的办法是qiāng决那些无法遵照他的命令在绝望的情况下守住阵地的将领。后来，他更发出恫吓，要连那些将领的家属也一起qiāng决。在他管辖的地区，桥上和村里到处都吊着德国军人的尸体，上面还标着“懦夫”或“逃兵”字样。

    不用说，所有这些国社党的“妙计”只能进一步削弱我军日益衰竭的战斗力。俄国人很快就突破了希姆莱的防线，直抵波罗的海，截断了东普鲁士和拉脱维亚的大部分德国军队。多亏邓尼茨那一次巧妙的海上撤退，那一次比敦刻尔克更为艰巨但被人遗忘了的救援行动，才保全了那些军队和许多平民。后来人家发觉，原来希姆莱那时候正在秘密通过瑞典单独进行和平试探，同时还异想天开地在安排一次谈判，准备释放那些劫后余生的犹太人，以此换取巨额赎金。

    最后，可惜为时过晚，希特勒才派海因里希将军去替换这个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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