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师直召开军人大会，由新四号（原四号已升调铜仁军分区，现四号是由七号晋升的）作动员报告。

    新四号有丰富的组织和开展运动的经验，报告作得有声有色，慷慨激昂。他从全国讲到本省c本地区c本部队，有理论，有实际。譬如，他在大会上点名批评后勤某干部有严重的贪污问题，却拒不交代，态度恶劣。讲到这里，他厉声发问：“来了没有？”一个倒霉蛋子灰溜溜地站了起来。新四号大喝一声：“押起来！”于是，两名全副武装的战士威严地走过去，把那个干部押出会场。全场肃然c寂然，却能听见他们三个人“嚓嚓”的脚步声，气氛凛冽c森然，令人不寒而栗！（我估计，这不会是首长的临场发挥，很可能是预先研究好的，以强化运动的震慑力。）大会后，哪个单位c哪个部门还敢怠慢？“三反运动”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机要科属于清水衙门，但也要作深刻的检查。于是，拿公家的信纸c信封写私信，算贪污；丢弃的铅笔头长了点，算浪费鸡毛蒜皮的事儿也检讨得不亦乐乎！那些搞后勤c搞财务的人可就苦了：今天挖出一只老虎，明天挖出一条害虫，被斗得稀里哗啦！而我们机要科却过得轻松愉快：“咱们不在河边走，所以不湿鞋。”

    在一些重点部门开始进行搜查活动时，我想起了我裤子口袋里的“负担”——那4块银元。如果搜查出来，怎么解释？往姚素头上推？人家是好意，硬要塞几块钱给我用，坑害人家，于心不忍。自己承担下来？说假话害自己，也没有这个必要。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想到一个办法：在一天傍晚，我独自一人来到大桥上，左右看看，没人注意，就把那4块银元丢到了风景如画的舞阳河里。我一面丢，一面在心里默默地说：饶曙，对不起了，我不能替你保管了。那4块银元如今可能还埋葬在深深的舞阳河里，永无见天日之时！

    丢掉4块银元后，我一身轻松：没了包袱，可以轻装投入“三反运动”了。

    记得是吃晚饭的时候，当科里的同志都吃完饭起身离开，只剩下我和一位副连级老机要员时，我俩还在边吃边扯闲话。当扯到两个起义过来的报务员时，我说：“我是和他俩一起从军区调来的，那两个人以前很调皮的，现在变老实了。”副连级机要员突然脸色一变：“哼，在共产党领导下，不老实能行吗？”说罢，气呼呼地站起来走了。我一惊：什么意思？似乎在发我的脾气。我怎么啦？

    第二天，赵科长找我个别谈话，问我：“你有个同学，叫戈雨全，在教导队，是吗？”我说：“是呀。”“他检举你的家庭问题。譬如说，你全家加入了耶稣教，你没有交代。”我说：“我家没有人加入耶稣教呀！”（这确实是真的，家里的确没有人加入耶稣教）赵科长摆摆手：“算了，反正省军区已经批了，决定你离开机要部门。你住到招待所去吧，等候重新分配工作。”我想辩解，但心中有愧，不敢争辩，觉得是不是加入过耶稣教，恐怕不是主要问题，可能是那个“少将副师长”的问题在作怪。但到底是因为什么问题把我“清”出机要部门的，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建国后人才多了，机要部门把人员的政治条件提高了，拿新标准一衡量，我又不够格了。正好戈雨全的揭发材料到了，组织上也就顺水推舟地把我给“清”出去了，因为此后在家庭问题上我就没再遇到过什么麻烦，说明我的交代并不存在什么大问题。

    这时，赵科长看了看我，又说：“你也不要背思想包袱，机要工作不做了，还可以做其他工作嘛。譬如说，最近海军c空军都要来招人，你还是会有前途的。”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他的一张相片交给我，“给你留作纪念吧。”

    关于省军区已批准一事，我回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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