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庭很有耐性向春归解释详尽粮长制的由来和目的：“故而各地粮长虽说会承担一定的责任，并且要出钱出力将赋税送往京城，但能获君帝亲自召见的殊荣，且也会被地方官员忌惮敬畏，这样就能在籍居拥有相当的威望，甚至还有不少因为检举贪腐立功，被太祖直接任命为官员。所在太祖执政的时期，粮长可谓炙手可热，富家大户竞相争取。”

    说到这里兰庭的神色就变得严肃起来：“不过到了后代君帝，几乎无人做到能如太祖一般事必躬亲，也因为并没有遭受贪官污吏的迫害，逐渐不再重视民情，粮长得不到召见，没有了殊荣和特权，付出和收益严重失衡，故而从竞相争取演变为推脱不及，世袭制再也进行不下去，需得一年两次摊派，再不可能由朝廷选任，故而将此职责下放至地方，州县官员就掌握了摊派粮长的职权。”

    春归听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可焦满势虽说并非贫苦，也只是拥有不足百亩良田的人家，辛苦经营，也就只能保得一家人丰衣足食，他怎么能被摊派上粮长之职？”

    “我若非是因父亲放了外任，也一无所知粮长的选派竟然成了这副光景！”兰庭眉心紧蹙：“就汾阳一地而言，不乏富户庄主，但这些大富人家为了推脱粮长，往往是攀附豪贵权门，采取投献飞田等等手段免除责役，对于这类人家，施良行在任时也不敢逼派，所以他瞄中了像王久贵一类的商贾，他们虽说富裕却无实权撑腰，只能选择行贿州官的方式摆脱役使，施良行等靠此中饱私囊，到头来粮长正役就只能摊派给焦满势一类门户，他们既无人脉背景，又无这多闲钱年年重贿官员，唯有竭尽所能完成粮长职责，损失积财家业，但一任粮长后，多数也能保取数载安宁。”

    说到这里或许是因为心听义愤，兰庭觉得口中躁涩，他自己起身斟了一盏茶水润喉，方坐回炕沿：“论来粮长早就不取父死子替的制度，未完役时病故，官衙理应再重新摊派，但民众已经将粮长之役视为劫祸，避之唯恐不及，地方官员们靠此牟利的同时，又必须保证粮赋及时征收的政绩，其实也不愿另择他人再废一番波折，更不说底下还有赃吏，他们地位卑贱不可能获取富户的贿赂，与流内官员分一杯羹，只能瞄准出现变入的粮长家庭，就算能够暂时推脱此年役使，也不得不用多半家财贿赂吏役，且还不能保证来年会不会再次被摊派役使，所以多数人家纵管是担任粮长的家长病故，也不得不仍然完成此年的征运职责，如此竟在汾阳成为了惯例。”

    “可要是逃亡……”

    “逃亡就不同了，像施良行这类官员，他们当然清楚如此摊派的弊端，心中也未必不存忌备，多数不敢让朝廷得知。但倘若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怎么会无端端选择逃亡？施良行不敢以逃亡上报，这会影响他的政绩，所以并不敢逼迫太紧，往往会留逃亡人家的亲眷一线生机，这就是为何焦满势病故后，他的家人会谎报逃亡的原因。”

    这下春归完全明白过来：“可惜的是焦家人的计划居然碰巧被胡端拆穿，威胁他们佐证焦满势是和蒋娘子通奸杀人才畏罪逃亡，纵管如此，那些吏役也没有放过焦家，照样以此为把柄讹诈了二十亩良田和十亩桑地。”

    明白归明白过来，但春归仍然觉得荒谬：“如焦满势这样的百姓，从不贪取旁门左道是靠勤俭持家，莫名其妙就遭受倾家荡产的恶劫，若非因此忧急，兴许并不会引发心疾不治而亡，可恨的是就算病故，仍然难逃损失辛苦积累的家业，要不是逼于无奈，焦家娘子和焦小郎又怎么会瞒报死讯，连正大光明为亲人服丧扶柩都不能！”

    在她看来，太祖当年是真的为了民生打算才制定粮长制，但现在显然事与愿违，粮长制反而成为一道枷锁让平民百姓胆颤心惊，弊端既这样清晰，为何不干脆废除？

    本朝以前，征运粮赋的人力物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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