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国之间的航线。普提雅廷非常善于用外交手段为祖国谋取利益。伊朗之事过后，他又到了*，并于1855年迫使*政府签订了《下田条约》，俄国船只得以驶入下田等三个港口，并承认沙皇对千岛群岛的权利。

    他的外交活动成果启发了俄皇，既然能够在谈判桌上解决，又何必劳师动众的去打仗呢？于是，在英法两军在广东沿海高歌猛进的时候，担任俄国驻伦敦海军武官的普提雅廷立即驰书政府，请求立刻解决黑龙江划界之事，否则，俄国将保不住与英法两国在日后瓜分中国时的利益。

    于是，俄皇于咸丰七年的11月间，招他回圣彼得堡，准备任命他为赴华全权公使，到中国去，借中国与英法交战，无暇北顾之机，拿下俄国需要得到的利益。

    但还不等普提雅廷出发，英法联军就先在安山湖败下阵来，这样的结果大大的出乎俄国人的意料之外，俄皇大吃一惊之外，不敢再想通过谈判获得黑龙江流域的利益，但又舍不得就此放过，于是改命外交部副相格尔斯为谈判代表，赴中国一行。探听一下中国的虚实再说。

    原来，在沙俄内部，以武力夺取黑龙江和以谈判获得这两种方式，各自有其支持者，前者以穆沙维耶夫和康士坦丁亲王为首，后者是以外交部尚书涅谢尔罗杰、格尔斯和普提雅廷为首。在后一派占上风之后，穆沙维耶夫在使团尚未出发，就写信向沙皇抱怨，“彼得堡竟然无人考虑到，使团可能遭拒以及嗣后应如何对付中国人？”后来在给康士坦丁亲王的信中，他也说，“不瞒殿下，直到如今，我仍不能赞成那种以为出使北京会有好处的见解……我认为，第一，假若中国肯于退让，那么在文字上只能写为‘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第二，如果中国不同意我国提出的分界线，依然认为阿穆尔河是中国的，那么，我们必须以武力强迫他们承认我国的权利，如果公开的建议遭到中国的拒绝，我们又毫无表示，那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领有阿穆尔的权利，正因为如此，我对军事行动早有准备，实际上，如果我们不得不用武力强迫他们接受我国的条件，也许会更好些——既然英法当年有权以武力强迫中国接受其条件，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这样的权利呢？”

    亚历山大二世置之不理，径自派格尔斯出发，到京之后，中国答应了俄国提出的诸如勘察边境、设立领事馆的请求，其他的，一概拒绝。

    消息传来，最高兴的莫过于在黑龙江地区厉兵秣马的穆沙维耶夫了，他全力以赴从事的阿穆尔事业，若是为格尔斯在即将成功的前夕将功劳夺过去，他的心血就全数毁于一旦了，而中国方面的拒绝，就使这一切发生了改变。于是，他一面向俄皇报请，一面进一步向黑龙江地区运兵移民，做好武力解决问题的准备。但来自陆军大臣苏霍扎涅特的一封信，让他火热的心思，凉了一半。

    这封信是以私人信函的方式，向他转达政府的决议；“对于您进一步要获取阿穆尔河左岸的夙愿，我不能赞同，依我看，您对于清朝统治者昏庸无能的担心，不应影响我国与这一地区的关系，我们不应着眼于清廷，而应着眼于这个地区——将来不论谁来管理该地区，都必须得到我国的承认，尽管这种承认是非正式的，只要我们能够平平稳稳的，不引起政治的占有阿穆尔即可。”

    穆沙维耶夫自然非常不满意，但在这封信的最后，苏霍扎涅特写到，“……我可以极其机密的向您透露，请尽管放心，皇帝陛下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控制整个阿穆尔河左岸的决心的。”至此，俄国侵华扩张的整体蓝图就基本上确定了下来。

    不久之后，穆沙维耶夫一则为身体原因，再一则，他知道，短时间内，俄国对于中国的行动不会展开，索性赴欧洲疗养去了。

    一直到咸丰十年，阿穆尔河一事再度被俄皇提到议事日程之中，为担心引起中国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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