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浩提出一个办法，就是请饬户部、国子监，先以‘空白部照交发各省藩司，俾捐生可以随捐随领部照，’这样一来的话，则各省皆可以‘酌为就近办理，以为集腋成裘之计’。

    以国家用度之紧张，战事之频密，董浩这样的一片折子本来可以大获帝心，从而推行各省就近办理捐纳之事的，事情坏在他在折子中提请的增加商税一节。

    有清一朝，商税极低这就导致朝廷的财政税收有一个极大的缺失：没有扩张性。不能骤然用之增加临时收入，因而补救的办法只有两条：平时多多储存岁余，或者临时增加推广捐纳。

    苟使一旦所遇的财政困难超出上述两种方法所能补救的范围外，却又没有人能够想得到解决途径

    在董浩的折子中，他提出一个见解，认为历朝历代，于商人的税率太低，而且‘征商一词，含义甚狭’，仅指关市之征而言，他种如盐、铁、茶课还不列于征商制下，所以就出现了河工、盐商‘富可敌国’，而朝廷‘用度吃紧’的怪异景象。

    董浩认为，‘中华征商制度，起源甚早，周礼有厘布、?布之征，汉唐以后，也各有征商之法，虽有简繁之别，但无一朝不征收之，我朝入住中原，大行善政，除圣祖仁皇帝行永不加赋上谕以来，对于一切课税，皆务从轻。可谓于民恩泽厚矣。’

    ‘我皇上御宇四十年来，皇舆境内，征收商人贸易之税不足30万两，与宋代天禧末年，征商岁入800万贯相较，可说是极少。况此数为法定税额，能否收致辞数，仍在未定之天。’

    有鉴于此，董浩认为，应该征收商税，以裕国课。而且，现今所行，‘仅关有征而市无征，致令富商大贾盈利巨万，却不纳赋税，与农人输什一之税比较起来，负担实在过于不均。’因此他提请朝廷，按照‘资本大小，及岁入渔利多寡而课之。’即凡‘有资本银在千两以上者，计其渔利，岁可得银百两，……按什一之制，每年征银课十两，资本多者以此递加。’

    在贴税而言，对于那些有行贴的（行贴就是今日的营业执照）‘即不再征收贴税，以免重复。’最后一种是关于那种‘不用重本而取厚利，或用重本而取微利者，则要按照其岁余盈利多少而征收，不按本银征课。’

    董浩在折子中提出的两个办法大为皇帝欣赏，当下将原折交户部公议，谁知道共商之下，将这份折子中的条陈全数驳了回来，关于征收商税的内容，批驳他‘道德文章，名重一时，口出市井之言，令人大感怪异’。

    这只是对董浩个人的攻击，与条陈无关，在下面又有人说，‘历朝明主，无不以惠民为第一要务，恩惠之术，莫如薄赋敛，圣祖对后世子孙所留祖法，唯永不加赋四字而已。然薄赋敛，不累民之心，早已蕴含其中。后世子孙躬行不悖，万不敢有增加民负之举。’

    至于文中提及的，在省内开捐纳之门的办法，也给这些人驳回了。不过和前者比较起来，这方面的原因就浅薄得多了：开捐之法并非是很多人以为的恶例，一般而言，俊秀及文武生员输赀捐纳贡生、监生职衔，内外官员得捐加级、记录及请封典，又有平人捐职衔者，亦是为请捐封典所用，不过这种捐赀之道，也很是为京中各大小衙门多了一份过手的银资。

    董浩奏请在本省内开捐赀之门，无端的断了这些人的财路，如何能够依从？皇帝交部公议的折子，很快因为‘捐纳之法放于省内，虽可收迅捷之效，然恐过于泛滥，过此则不免成为强弩之末，百姓竭泽而渔，捐纳善法，亦难当大用也。’

    户部给事中将折子中的条陈逐条封驳，乾隆很是不满意，下旨再议，如是者三次，都为他们以大同小异的理由驳了回来，这就逼得皇帝不得不乾纲独断了。

    不过既然交部公议，就不能不考量臣下的意见，最后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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