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对于裕仁，以及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日本决策过程的认识一直偏离于现实基础。

    八年抗战

    未经宣战的对中国战争将持续8年，为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搭建了舞台，也为日本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并导致了日本最终的失败。在这些年中，昭和天皇有多次机会可以考虑停火或者促使和平提早到来。第一个机会也是最好的机会是攻打南京，当时蒋介石的guó mín dǎng军队完全乱了阵营。蒋希望通过呼吁与中国签有国际条约的友好国家的干涉来结束战斗。但是，由于战争危机笼罩着欧洲，那些主要大国无意向中国提供积极的援助，而在美国，孤立主义则开始抬头。

    1937年11月，在英美提案下，“九国条约”签署国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日本拒绝参加。会上，guó mín dǎng政府代表甚至没能说服与会者将日本定为侵略国。布鲁塞尔会议没有形成制裁日本的决议。会议一结束，近卫内阁和大本营立即扩大了战斗区域，根本无视进攻南京将会给其他签约国造成生命和财产危害的后果。11月下旬，武力已无法保卫南京，蒋介石曾希望通过外jiāo手段减缓日本的进攻，如今绝望的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了此前德国的调停提案。东京的参谋本部也希望如此。之后德国驻中国大使奥斯卡 特劳特曼试图恢复日中和平谈判，但是没有成功。

    南京陷落的第2天，12月14日，近卫在新闻发布会上示意，政府对和平谈判的态度有所变化：

    接到南京陷落的捷报，在我们为这必然的胜利欢欣鼓舞之前，站在同文同种的5亿民众的立场，我们不能不为他们不可救yào的迷妄而悲哀。guó mín dǎng政府无论是外jiāo上还是实际行动上都走到了反日的极限。而他们却没有对其后果承担责任。放弃首都，政府分裂。很显然，就在其正沦落为一地方军阀的今天，仍丝毫无反省迹象。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我们的方针。

    近卫和他的内阁现在提出了严苛的条件。中国必须正式承认“满洲国”，与日满携手抗击共产党，允许日本部队无限期驻扎，向日本支付战争赔款。参谋本部中的不扩大派仍希望早日结束在中国的消耗战，因此希望11月开始的特劳特曼的和平调停能继续下去。他们现实地指出，日本拒绝承认guó mín dǎng政权将会“驱使(蒋)集中所有力量反抗日本……这必然与苏联、英国和美国的策动相呼应……为了这场持久的战争，帝国在长久的未来将不得不耗费巨大的国力。”

    1938年1月9日，新设立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了对中国战争政策。为了取得内阁形式上的承认，题为“支那事变处理根本方针”的文件被送jiāo内阁之后，近卫向裕仁做了汇报。第2天，近卫要求天皇召集一次御前会议但不要发言，“希望陛下只是亲临便可，不必表态。”裕仁和近卫考虑的不光是要牵制参谋本部中不扩大派的意见，还希望阻止德国对日本事务的过度影响。1月11日，御前会议终于在皇宫举行，会议开始前30分钟，为回答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对“支那事变处理根本方针”的提问，出席者们先开了一个特别会议。

    阁僚们对平沼的顾虑给予了圆满的解答后，会议于下午2点在天皇“郑重出席”下召开，听取了外务大臣广田的见解。广田认为特劳特曼调停没有成功的希望，因此“我们必须强化战争，以此来达到结束与支那战争的目的。”代表参谋本部讲话的闲院亲王说：“将guó mín dǎng政府视为完全失败的政权，并依此制定政策，希望慎之又慎。现在我还有一点保留。”尽管如此，他还是服从了会议的一致意见。然后，御前会议正式通过了一份文件，明确说明如果guó mín dǎng政府完全拒绝接受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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