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名叫陶光涛的秘书，在15年后启动了中国文字改革的进程，被人尊称为“中国文字改革之旗手”。

    其它人才，也一一予以了安置，一般都是安置到各部门充任秘书，绝大部分是候补秘书级别（即见习生），少数被任命为助理秘书（一般公务员），只有陶光涛和极个别人物，被直接任命为三等秘书

    事情过去几个月后，此次考试仍然成为南方各大报纸的讨论热点，人们都热切地盼望着下一次考试的到来。有头脑活络的人，立马根据落榜考生提供的信息，出版了“备考北疆公务员考试丛书”，声称只要看了他们出的参考书，必然能在考试中获得好成绩，又过了几年，公务员考试辅导班也轰轰烈烈地举办起来，甚至出现了“公务员考试经济学”这一特殊称谓，这是秦时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历史的发展，又提前了80几年

    痛感于应考之人新学的缺乏，秦时竹要求教育厅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在原有财政投入基础上再临时增加200万，熊希龄抗议违反了财政平衡协议，秦时竹没法，只好发动社会募捐，凑齐了这200万（沈麒昌捐了100万）。经过当年的发展，光是辽宁的小学堂就增加到4500余所，在校生185224人，学龄儿童入学率为22％。此后，秦时竹批示，从今年年末开始，每年发行北疆教育公债1000万，务必使入学率提高到50％以上。

    9月7日，黄兴还在北上的途中，袁世凯就颁令授黄兴和黎元洪为陆军上将，但两人都予以了辞谢。黄兴是因为淡泊名利，而黎元洪此时正在参议院接受质询，弄得焦头烂额，根本没心思去接受上将这个虚名。

    在秦时竹的努力下，在袁世凯的配合下，在各党派的压力下，在某些消息灵通人士的暗示下，黎元洪做出了“唯一可行”的解释，即“误信人言，尤其是湖北军队高层争权夺利，相互造谣，以至于共和元勋含冤而死”

    几天后，在质询湖北军界领导人后，参议院对张振武一案最后得出结论：张振武被害，实非有意捏造，而是湖北军界、政界相互关系紧张，小道消息流传，以至于捕风捉影，以讹传讹，故不属于政治阴谋，而是好心办了坏事

    但后果严重，为示郑重同时出于协调湖北各方面关系起见，黎元洪辞去湖北都督、参谋总长两个兼职，专心担任中华民国副总统；湖北军界各主要领导，调京任职，由陆军部安排；湖北都督由张锡銮接任，民政长已由议会选举马天放（共和党人）担任，湖北军队裁撤为两师一旅（北洋系和同盟会各出一人担任师长，共和党人出一人担任旅长）后来袁世凯任命了国民党党员许祟智为陆军第二十四师师长。

    参议院还同时决议，表彰夏海强率15师进军甘肃镇压以赵惟熙、马安良等人为首的复辟派行为，追认夏海强的甘肃都督、黄钺的甘肃民政长和马福祥的宁夏镇守使任命，要求他们精诚合作，将甘肃治理好。

    解决这项纠纷后，袁世凯如释重负。九月十三日，在参议院通过设立全国铁路总公司决定的当天，黄兴到了北京。

    黄兴是个憨直的汉子，本对袁世凯产生怀疑，尤其是张振武被杀案，使他不想北上进京与袁世凯会谈，后经孙中山说服，消除了对袁世凯的疑虑，听了孙中山这些天来和袁世凯的会谈“成果”，他也觉得可信。逢人便说：“定当调和南北，使我同胞无稍隔阂，和衷共济，以巩固民国基础。”

    孙、黄两人推心置腹畅所欲言，袁世凯百般地曲意相从，三人谈得十分“投机”。当然袁世凯的“谦恭”不过是为了骗取这两人的好感，要革命党作出更大的让步。因此，谈话中总是说些“谆谆以国家与人民为念，以一日在职之苦”，“党派竞争之苦”之类的委屈话，并假惺惺地表示：“等国会召集，选出新总统后，鄙人亦可一息仔肩，退为国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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