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存款利息低或基本没有利息，票号的利润很可观，放款生息成了最大收益。7、8厘算是正常，1分也不奇怪。事情紧急，甚至能多达2分。如果票号不放款，那多半是自己经营贸易，利润只会更高。”

    “照这么说，票号应该很能发财，我怎么听说最近已有不少倒闭了呢？”

    “问题主要出在官款上。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票号因官款而盛，也因官款而衰弱。光绪末年，朝廷先后成立了中国通商银行、户部银行和交通银行，大宗官款存到了更保险的地方；随即，凡省际间的大宗汇兑也脱离了票号圈。革命时期，各家准备不足，在人心惶惶的情况下，存款者大都前来挤兑，造成票号周转失灵，更有经理或携款逃跑或伪造账目，更造成了混乱，一家倒闭，其余纷纷受到影响。山西一地，倒闭者17家，现在还有5家在挣扎中，如果没有大的改观，他们距离倒闭的日子也不远了。”熊希龄认真地说，“想想就明白了，革命风潮起，奉天的银号也不是倒闭了很多嘛！”

    晋商票号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虽然依赖官款，但不和官府同流，不愿合作。袁世凯曾想利用晋商开办直隶银行，没有一家从命，鹿傅霖筹备户部银行时也邀请晋商入股，亦无人响应。即便票号已面临银行的巨大威胁，宣统元年蔚丰厚的北京经理李宏龄牵头，试图联合山西各大总号，改设银行，还是因为各家各持己见，大都反对，因而最终胎死腹中。

    熊希龄看沈麒昌有些灰心，又宽慰他：“沈老，不碍事，那帮冥顽不化的家伙已吃到了苦头，如果不想举家破产，那这次会乖乖和我们合作。要不然，咱们有复生的尚方宝剑在手，他们也没办法，只不过给咱们增添了一点麻烦而已。”

    果然不出所料，在山西沈、熊二人受到了良好的接待，蓝天蔚对山西怀有满腔热情，很希望把这片土地搞活。无论是对于统一货币、开设现代银行，还是发展实业、兴修铁路，他都非常支持，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北方公司的实力和沈麒昌等人的能量，更重要的是他在政治上和秦时竹是一起的。同盟会日益堕落的种种行径，尤其是那些争权夺利、小肚鸡肠的事情让他颇为恼怒，他是老同盟会员，对同盟会有深厚的感情，但他清楚地知道，革命成功后的同盟会，已蜕化变质了，早已不是那个众志成城的革命团体了。宋教仁、汪精卫等人或醉心民主政体或和袁世凯等人眉来眼去，一点都没有忧患意识。他对此深深失望。

    对比看来，秦时竹就能耐多了，该打时不含糊，该罢手的地方也不拖拉。更为重要的是，秦知人善任，手下无一不是响当当的人物，对他蓝天蔚也是百般信任，不仅派军队将深陷绝境的革命人马救了出来，还让自己担任了山西都督。秦时竹的大气，不仅反映在他以诚相待的态度上，反映在他礼贤下士、谦虚谨慎的作风上，更反映在他行为果断、一心国为民的能干上。自吴禄贞被暗杀后，蓝天蔚深知政治的险恶，对中国的局势又分外看清了。纵观大局、宽厚仁慈的意识或许孙中山也有，但孙太理想化了，太天真了，做个革命鼓动家还行，但万万不适宜担任中国的领导；袁世凯能力也许是有的，但他的封建意思、独裁作风让蓝天蔚很不放心。

    在具体的事务处理上，秦时竹都能尊重自己的意见，虽然要拍电报请示，但这种往往是象征性的，秦时竹对他的方针从来就没有蛮横地表示反对，每次都以商量的口吻对待，这种虚怀若谷让他看到了民主作风。更让他感激的是，在秦时竹的具体筹划下，河东军政府顺利解散，军政领导顺利得到安排，甚至于守备旅的顺利成立，都是在秦时竹首肯和大力支持下实现的。稳定的内部关系为山西的长治久安增添了保证，此外秦时竹还答应在适当时机为七师和守备旅更新装备也让他喜上眉梢。

    因此，在人民党党义一出来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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