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的麻烦其实是整个1911年中国政治动荡不堪的缩影。

    在风雨欲来的惶恐中，各省的政治局势都显现不稳。各地谘议局为预算案与督抚争得不可开交，影响力最大的江苏谘议局在精神领袖张謇的带领下，上至议长、副议长下至全体议员悉数宣告辞职，弄得总督张人骏、军机首辅奕劻手足无措，相比之下，东北的百万官帖还真不算大事。

    清廷宣布国会缩改于宣统五年召集的举动虽然平息了保守立宪派们的不满，但无法平息百姓的怨声和列强的贪婪，更无法平息由之而生的革命怒潮。大部分立宪派和各界人士，尤其是青年学生仍不满意，奉天、直隶等省曾组织更为激进的第四次请愿运动。

    面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请愿浪潮，标榜开明的载沣终于撤下了伪装，报以赤裸裸的镇压——将天津组织请愿活动的一个女学堂校长温世霖谴戌新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愤怒。梁启超痛心疾首地断言：将来历史上决不会有“宣统五年”这一名词。许多人也都认为，要开国会就在这一两年内，过此一两年，恐再无开国会的机会。

    革命党则直接以武装起义为回应，从七女湖到镇南关，从云南河口到黄花岗，到处是革命者点燃的烽火。4月8日温生才刺广州将军孚琦，27日，震动中外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发动，八十多位英年有为的青年志士壮烈牺牲。清政府的统治基础早已千疮百孔，连许多立宪派也感到了革命的不可阻挡，转而与革命者互通来往，不愿陪清政府一起殉葬。余下的立宪派，以张謇、梁启超为首，准备为实现立宪防止革命做最后一搏。

    天要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毫无悔祸之心的清朝廷竟于5月8日、9日两天连续抛出了两项极不得人心，极令各省谘议局议员和全国绅民愤慨的决策：一是成立以贪鄙弄权，臭名昭著的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二是宣布将原准绅民集股筹办的干线铁路收归国有。前者令立宪派根本怀疑清廷立宪承诺的诚信，后者则关系到千百万绅民身家利害，舆论大哗、众心反侧。

    立宪派的主流态度亦发生了耐人寻味的转变——从过去立足于朝廷俯顺舆情、实行立宪，表现对清廷最后的依赖和眷恋转移到了扩大自身实力之上，对清廷最后的期望亦已烟消云散，更有些人已准备有机会就要革命。这固然说明了立宪派的投机性，但也说明了他们对局势的绝望。

    利用锡良病倒、赵尔巽尚未就任的契机，利用时局纷乱、人心思变的良机，秦时竹暴走于各种力量之间。首先是驻扎洮南的新募部队，欠发军饷一事曾经引起不小波澜，要挟锡良成功后，部队对秦时竹的信赖和忠诚更加深了一分，派过去主持营务的马占山就公开表示：“朝廷？朝廷算个什么东西，要不是秦大人，咱们弟兄都得喝西北风！”

    不识字也有不识字的好处，大多数新募集兵员都是文盲，由于备战需要，他们没有象以前那样接受文化教育，对他们来说，只有一个原则――谁对他们好，谁关心他们，他们听谁的话，就跟谁走！中国的农民是最质朴的，只要你把他当人，他愿意掏心掏肺效忠于你。

    秦时竹去部队串联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在停止复员的同时招募补充新兵，虽然局势仍不明朗且话不能说的太赤裸裸，但仍然充分表达了观点：当今用人之际，老兵需把新兵训练完了再解甲归田。老兵自然喜上眉梢，每月包食宿再外加12个大洋的高额军饷可不是哪都有的。各营管带跟随秦时竹多年，早已心领神会，谁也没有不同意见。一句要把部队带好的指示就造成了子弹消耗量翻番的结果。

    装备是秦时竹考察的重点，第一站便考察了飞机制造的情况。冯如介绍来了两个新人：厉汝燕，1909毕业于英国伦敦纳生布敦工业学校，立志从事航空事业，后来入英国布里斯托尔飞机制造厂学习相关的制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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