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找到自己的房间放下行李，船长便遣船员邀请我共进晚餐。

    船长的邀请让我左右为难，为了赶上这趟船，我一路狂奔，早已饥肠辘辘，还很不幸地把手机也跑丢了；但是依稀记得教授连续给我的几条内容相同的信息“一上船立刻来我的房间和我汇合，有重要的事情和你商量，切记！！！”。好吧，大局为重，犹豫了几秒，我暗下决心先吃饭！脑子最终还是拗不过肚子。

    跟着船员晃晃悠悠地来到位于船头部的餐厅，船长已经等在门口，刚一见面便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勒得我的肋骨吱吱作响。

    这家伙还是老样子，热情地让人喘不过气来。船长名叫桑吉尔夫，俄罗斯人，曾经是艘货船的船长。因为他和陈叔叔有业务来往，父亲、叔叔和我也搭过几次他的船，算是朋友了。

    提到陈叔叔，有必要介绍一下。陈叔叔是父亲的发小、死党兼挚友，他们从小到大都形影不离：同一间产房出生，睡相邻的婴儿床；幼儿园同班，小学初中高中要么同桌，要么隔壁桌，要么前后桌；到了大学仍然同班，还住上下铺，什么事都出双入对，一时间“他是他的她”在校园里传为佳话。毕业后短暂地分开了几年，成家后买了相邻的房子做起了邻居，又凑一块儿。用陈叔叔的话说，父亲和他是实体和影子的关系，分都分不开。

    陈叔叔是国内某工业公司的贸易主管，因为工作的关系，五湖四海、七大洲八大洋都存在他的交情，特别是东欧东南亚，中东非洲，越是动荡的地方，他在那里的交情就越深厚。父亲喜欢管陈叔叔叫“军火大亨”，这时候陈叔叔总是摇摇头：我算哪门子的大亨，人美国总统才算，充其量，我就一摆小摊的！

    因为陈叔叔的关系，打小我就接触过各种制式的枪支和弹药，对它们了如执掌。除了能熟练拆装枪械，射击水平凑合还成，练习的机会多，打得多，自然熟能生巧。

    “你好”，船长憋出俩中文，便换回他的母语，“林乐同志，好久没见。”虽然苏联已经解体很多年，船长对苏维埃仍然有很深的感情，见面必称同志。

    “您好船长，很高兴在这里遇见你”，我用俄语和他寒暄了几句，原来我登船的时候，他正好踱到舷梯附近，认出我来，便叫了手下跟在后面。

    还未到晚餐时间，餐厅里空荡荡的，船长领着我走到角落的一张餐桌前，一群身着海魂衫的船员已经围坐在那里。我认得其中的几个，都是以前货船上的老伙计。船长示意我在他的对面坐下。

    等了一小会，服务生陆陆续续端上来今天的晚餐，一大篮子的大列巴，烤得干脆干脆的，正散发着面香，一大碟油滋滋的红肠，一大碟垒得高高的酸黄瓜，一大碗混合着多种鱼肉的蔬菜沙拉，每个人还有一大块烤鱼排，一小盘子的红菜汤。比较特别的是，除了船长和我，其他人面前还摆着一小块巧克力蛋糕和一杯热气腾腾的红茶，在我俩面前取而代之的是一小碟用贝壳盛着，粒粒圆润饱满，色泽清亮透明，微微泛着金黄光泽的鱼子酱和一大杯清澈透明的不明液体。杯子盛得满满的，将将高过杯沿，不用闻也知道，那只能是俄罗斯人的生命之水，一切快乐的源泉——Вoдka（俄语伏特加）。

    船长和我十分投缘，这缘分的一半来自二锅头，另一半则来自伏特加。他很欣赏我那种令人闻酒丧胆，谈酒变色的的豪迈作风。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海参崴港的一间酒吧，在几大杯伏特加下肚以后，我依然面不改色，镇定自若，船长冲我竖起了大拇指：乐，你是真正的男子汉。他看不惯现在的年轻人，认为他们只喝啤酒和葡萄酒这种女人才喝的玩意，丢掉了俄罗斯人的传统，失去了俄罗斯人的灵魂。“你虽然是个中国人，但是你这里”，船长指了指我的胸口，“装着俄罗斯人的灵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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