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经常翻越那道横亘在西下川与村东的深壕，因为这条十多米宽的壕沟上没有桥。

    不下雨的时候，水很少，光脚趟水就可以过去，这条壕沟有上岗下坡，我过沟的地方正好是浅流，雨水大的时候也只能没过膝盖。

    但每过一次这道壕，就像爬过一座山，因为这壕沟也有六七米深。幸好爬过去时有一棵年老的榆树，可以把手搭在它的树干上，喘几口大气。

    天热的时候还会给点阴凉和抚慰，春天时顺便爬上去够几把榆树钱儿塞进嘴里，咀嚼着那翠绿的甘甜，然后向大爷家走去。

    而大爷家的那三间总是破破烂烂的土坯房，在我的眼里就像布达拉宫一样。每一次见了每一次欢喜，就像磁石一样，深深的吸引着我童年所有欢愉的时光。

    大爷家的屋很黑，白天的时候也不怎么亮堂，屋里的墙上糊着过年时我父亲从公社的电影管理站拿回的报纸，报纸上又贴着电影的宣传画报。

    靠着东墙放着的那口已经看不清颜色的大柜，在依稀可见的斑驳油漆中，断定那是大爷大娘结婚时候最贵重的物证。

    在离柜子一尺多高的墙上挂着一面相镜子。里面充斥着东倒西歪摆放着的黑白照片。

    之所以东倒西歪，是因为大娘追求这样的美感，她叼着大烟袋的样子，摆放相镜时很有艺术家的酷炫。

    她把烟袋嘴在没有用手扶烟袋杆的情况下咬得嘎嘣脆响。口水滋溜滋溜的在嘴里咕噜着，马上垂出涎又被大娘熟练地吮吸回去。

    而大爷那张穿着军装别着一杆真枪的照片，却被她规规矩矩地摆在相镜子的正中间。一边端详着，一边把她的豁嘴烟袋吧嗒得格外的响。

    我有时会淘气地去抢大娘的烟袋，大娘的烟袋是不离嘴的，也只有这时，大娘才会把她的烟袋从嘴里拿出来，假装用烟袋锅去敲我的头，眼睛眯眯着，嘴里骂着:“去你奶奶个孙子的！“

    不管春夏秋冬，当我穿过堂屋（叫外屋地下也是厨房）迈进东屋的门坎子时，大爷每每都迎合着我的视线，坐在炕沿边上，靠着那口大柜，他身后的背景是层层叠叠的花色污浊的被垛。

    他的一只腿习惯性地盘着放在炕沿边上，另一条腿搭在这条腿上。脸上的笑容总能让我感觉自己像是公主。

    “英子来了，吃没吃饭？“不管什么时候，大爷看见我就问这句。

    大娘的大饼子贴得相当的诱人，闪亮焦黄的，松软可口，而母亲贴的大饼子总是对铁锅不死心塌地，像鸭子看见水那样，奋不顾身地往锅底的水里出溜。泡在水里的大饼子，就像鲁迅在日本喝的芋梗汤，令人难以下咽。而母亲也很少贴大饼子。

    其实我经常光顾大爷家，不畏壕沟的艰难险阻，也有对大饼子的觊觎。大爷似乎很懂我的意思，经常从大娘藏在撑起被垛的木板下掏出个笸箩，拿出个大饼子对我说:“吃吧！“

    我不装假地接过来，马上吃起来，大爷一边笑着一边卷他的旱烟，大娘也眯着眼睛笑。

    冬天的时候在大爷家总感觉不到冷，大娘有火盆，大娘盘腿坐在火盆旁抽着她豁了嘴的烟袋，大爷的手很巧，总也不闲着。剪纸，做风使篓，扎蝈蝈笼子，糊彩纸灯笼。

    在我的记忆中感觉大爷无所不能，我童年的玩具都是大爷给我做出来的。我和大爷家的堂姐同年，她只比我大一个月。大爷不管做什么玩具都给我先做，然后才能给堂姐做。

    大爷抗美援朝回来就在生产队当保管员，大爷如果在生产队，我也会跟着大爷去生产队，有时生产队漏粉，我就和芬姐两个在晾粉条的架子下，爬来爬去找粉耗子吃，大爷还会给我们俩个烧粉条。

    这样可以一整天不用回家吃饭，因家里孩子多，母亲也顾不上我。父亲总是出差或者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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