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沿线执行战备任务。第一二七师因已调入重建的第四十三军，于1968年10月就撤出了在湖南的“支左”任务。 1970年3月，四十七军接到中央军委关于调防离开湖南的命令。3月19日、20日，周恩来等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在北京分别接见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和四十七军的主要领导，包括我、华国锋、卜占亚、杨大易、张立宪、刘凌等，对湖南的工作、四十七军调防等有关方面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4月1日下午，四十七军召开“三支两军”干部座谈会。我在会上讲话时指出：根据广州军区党委指示，“三支两军”的野战军干部原则上统一jiāo给省军区领导，四月底jiāo接完毕。希望各单位党委和领导要做好工作，“做到回部队的愉快，留下的安心，军里和省军区都满意。留下的不仅要愉快，还要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后来，移jiāo给湖南省军区包括副军长刘善福、副政委李振军等在内的各级干部共1090人。同时，四十七军还奉命将新组建的第一四五师、一四六师和南湾湖等生产基地，也移jiāo给湖南省军区领导。部队离开湖南前，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设宴为四十七军师以上干部饯行。华国锋代表省革委会讲话，他赞扬四十七军先后两次在湖南大的历史转折关头立了功。一次是解放初期的湘西剿匪，为湖南扫除了百年匪患；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中促进了全省各派的革命大联合。他讲得非常动情。我也代表四十七军讲话。因当时我还兼着省革委会主任，所以我一方面代表四十七军对湖南省革委会和全省人民表示感谢，一方面强调搞好军民团结，加强战备，共同对敌。

    我调离湖南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华国锋任湖南省革委会代理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三年来，我和华国锋同志在工作中互相支持，和谐相处，结下了深厚友谊。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为人忠厚，待人诚恳，对党忠诚，作风正派，严于律己。湖南省革委会成立后，省革委的领导大都搬进省委大院，但他仍坚持住在原来的一套普通宿舍。许多人劝他搬家，他就是不肯，并表示住在哪里都是一样为革命工作。“文革”时学校停课闹革命，大学也停止招生。参军成了许多干部子女的唯一出路，因为在部队还可以学习，有提干的机会，否则只能上山下乡。当时他的子女要想参军，可以说就是一句话的事，但他坚持不肯让子女参军，别人劝他也不听，坚持送子女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四十七军部队于4月28日至5月19日间，先后分别从岳阳到衡阳间的19个火车站登车离开了湖南。为了保守军事机密，四十七军调防没有向外公布，地方也没有组织群众xìng的欢送活动。

    我率四十七军离开了湖南，同时也正式结束了我在湖南近三年的“三支两军”工作。

    四十七军驻守湖南近20年，特别是三年的“三支两军”工作，部队广大指战员与湖南人民有着鱼水深情，我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全省人民为湖南的繁荣稳定并肩战斗，湖南是我的第二故乡。当我踏上北去的列车时，依恋和回忆油然而生。

    第10部分、西北九年

    1、调防陕西，准备同苏修打仗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bào发。珍宝岛位于我国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两国边界紧张局势逐渐加剧。苏联边防军多次侵入我国领土珍宝岛，我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3月15日，苏联边防军100余人在二十余辆坦克、装甲车支援下对珍宝岛发动三次进攻，与我守卫部队激战近十个小时，我部顽强抵抗，击退了苏军的进攻。苏军在珍宝岛事件中遭到很大损失，一直想寻机报复。当时，中央军委判断：“苏修”的报复手段有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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