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员、炊事员、警卫员、护士各一人，专门为叶帅服务。叶帅很受感动，多次对我说：我是来下放锻炼的，你们对我生活上照顾得这么好，不合适。我说，您是中央领导同志，年纪大了，应该得到照顾。叶帅在湖南期间，我和四十七军的其他领导还多次去看望过他。后来，1981年10月15日，叶帅在一份有关材料上批示说：“我二月逆流贬居长沙，当时黎原同志任四十七军军长，驻长沙。我在长沙受到各方面歧视，而黎原同志尚敢与我公开来往，在看人看事上有独立见解。”我听到此言之后感到十分欣慰。1969年10月中旬，时任国务院农垦部长的王震，也随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下放江西。因王震是湖南人，又长期在湖南坚持武装斗争，还是四十七军前身三五九旅的老领导。所以，他无论是对湖南这块土地，还是对四十七军，都怀有深厚的感情，也十分关心湖南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因而他在下放期间，曾几次从江西来过长沙。对于王震同志的到来，我们也给予热情接待和关照，对此，他本人感到十分满意。

    4、毛主席巡视湖南

    我在主持湖南“三支两军”工作期间，毛主席曾三次来到湖南视察工作。第一次是在1967年秋，即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毛主席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解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作了重要指示；第二次是1969年6月，即党的“九大”之后，全党全国正在贯彻党的“九大”精神之际；第三次是1970年春，即四十七军即将调赴西北，撤出湖南“三支两军”任务之时。前两次，毛主席都听取了我们对湖南工作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我们也都认真地进行了传达贯彻。第一次：在毛主席到湖南来之前，周总理给我打电话说，毛主席要去长沙，你们要注意保证主席的安全。当时，长沙的社会秩序很不好，我们“革筹”小组的几个主要负责同志为这个问题研究了几次。认为请毛主席进城住不大安全，建议在大托铺机场附近找房子住，或干脆不下火车。通过汪东兴请示毛主席，主席说最好不下火车。于是我马上调一四一师一个营担任大托铺的警戒。还请大托铺机场的空军安排了备用直升机。9月17日，毛主席乘专列到达大托铺火车站。18日上午，通知我和华国锋、章伯森到火车上去汇报。

    毛主席先问了我的家庭身世和四十七军部队的一些情况，我一一作了简要汇报。接着，我和华国锋、章伯森向主席汇报了湖南“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毛主席当面作了指示。杨成武、汪东兴等还传达了毛主席在上海、杭州等地所作的一些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湖南湘潭问题解决得很顺利，有几万工人群众受蒙蔽时，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是可以变的嘛！毛主席又说：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造反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还说，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在干部问题上，毛主席指出，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只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在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用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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