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河南阌乡县（今属灵宝）小学以教务主任的公开身份做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春，他到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奔赴抗日前线，转战南北，一步一步擢升为一四○师政委。赵平为人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团结同志，对军事主官的作战指挥坚决支持。1964年，赵平从四十七军副政委岗位上转业到第二机械工业部任政治部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夫人张铭鬲和几个孩子都跟着遭殃。张铭鬲被发配到陕西省合阳五七干校劳动，两个孩子赵小平和赵志强在干校放羊，另一个儿子赵志坚也被送去劳动。1970年四十七军由湖南移防陕西，军部驻临潼，我得知张铭鬲的情况后，驱车从临潼到合阳，看望张铭鬲母子，并把三个孩子都带到军里，让他们参军，把他们保护起来，也算是对老友亡灵的一点安慰吧。

    我和赵平相处多年，他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对一些重大军事行动和作战部署，考虑成熟后，敢于做决定，敢于负责任。如入朝后在铁原西北地区与敌争夺缓冲区时，我主张将阵地向前推进15公里，当时上下级均有不同意见，但赵平经过反复思考后，坚决支持我的建议。有人怕军里有意见，赵平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只要对整个战局有利，我们就干。如果上级怪罪下来，我是党委书记，由我负责，要处分就处分我，要撤职就撤我的职。”他的气节风范，使我非常感动，也激励我加倍地努力，干好工作。我经常想，也经常同一些老同志讲，我之所以在军事工作中做出一些成绩，主要是遇到了两个好政委。当团长时，遇到好政委杨敏同志，当师长时遇到好政委赵平同志，他们在重大军事指挥决策上，都积极支持我，并主动承担责任。如有不同意见，也能坦诚相见，同我jiāo换意见取得共识。我们之间互相信任、团结，和他们一起工作、生活，都感到有依靠。在战争年代条件很艰苦，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困难和危险随时相伴着我们，但我现在想起来仍很留恋那十几年的战斗生活，比起以后住大都市、出有车、食有鱼的生活，更感觉愉快幸福。现在回想起那十多年的战斗生活，同老伙伴、老战友们在一个锅里吃饭、一个炕上睡觉，仍会令我兴奋。那是多么值得怀念的一段既艰苦危险又愉快幸福的经历。他们使我魂牵梦绕，终生难忘，经常夜不能寐。这些老战友有的在战场上为国捐躯，也有的像赵平同志一样在“文革”中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我在四一八团任团长时的政委杨敏就是因工作上受压抑，不得志，忧郁得病而去。杨敏同志是湖北宣恩人，1920年出生，比我小三岁，1934年入伍，参加了长征，1945年日本投降后随部队进入东北，1947年9月到四一八团任政委，和我一起工作，1950年调到一四一师，历任政治部主任、政委等职。后来又调任一三九师师长、五十五军参谋长、副军长，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现在写回忆录，想起当年和我一起在师、团领导岗位上的战友，我内心非常辛酸。1951年3月，我师在湘潭进行了一个月的整训。整训期间部队补充了兵员和武器装备，调整了编制。我师不仅齐装满员，除原来所属的四一八、四一九、四二○三个团外，还增编了一个补训团，增补4000多名新兵。他们大都是由湘西各级政府动员参军的。以前有句老话称“无湘不成军”，而湘西人又生xìng勇猛。这批新兵参军前大都有被匪首恶霸裹胁入伙的经历，打过仗，放过qiāng，不像一般老百姓一听到qiāng响就害怕，因此单兵作战能力强，比其他省刚参军的农民勇敢，能吃苦。他们在抗美援朝中立功的特别多，有很多入伍时年仅十六七岁的小孩经过战场上的生死考验，回国后大多提职当了干部。

    为了提高全体官兵的政治觉悟，我们还开展了对美帝国主义的“三视”（鄙视、蔑视、仇视）教育，揭露美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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