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又在审问一个新来的人。

    “你自己说，你是什么阶级。”

    ”我是自由职业者。“答话的听来是个女人。我是没有心情去观望人家的，只是低着头。

    大概过了一段时间，”反动“阶级成分都要自动提高一级。头头又追问这个女人，她忽然说：

    ”我是反动文人，和孙芸夫一样！“

    我不由自主的抬起头来，看看到底是谁这么慷慨地把我引为同类。这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人，身材修长，脸面秀气，年轻时一定很漂亮。她戴着银丝边眼镜，她的眼睛，也在注视着我，很有些异样，使我感到她这种看人的方法和眼睛里流露的光亮，有一点巫气或妖气。

    后来，我渐渐知道，这个女人叫杨秀玉，湖南长沙市人，是机关托儿所的会计。解放前是个有名的相士，曾以相面所得，在长沙市自盖洋楼两座。这样的职业和这样的财产，当然也就很有资格来进这个学习班了。

    冬季，我们被送到干校去，先是打草帘，后是修缮一间车棚，作为宿舍。然后是为市里一个屠宰场，代养二百头牛，牛就养在我们住室前的场地里。我们每天戴着星星起来，给牲口添草料，扫除粪尿，夜晚星星出来了，再回到屋里去。中间，我曾调到铡草棚工作，等到食堂买了大批白菜，我又被派到菜窖去了。

    派我在菜窖工作，显然是有人动了怜悯之心，对我的照顾。因为在这里面，可避风雪，工作量也轻省得多。我们每天一垛垛地倒放着白菜，抱出去使它通风，有时就检选烂菜叶子。一同工作的是两位女同志，其中就有杨秀玉。

    说实在的，在那种日子里，我是惶惶不可终日的，一点点生的情趣也没有，只想到一个死字，但又一直下不得手。例如在铡草棚子里，我每天要用一把锋利的镰刀，割断不少根捆草的粗绳。我时常掂量着这把镰刀想：如果不是割断草绳，而是割断我的脖颈，岂不是一切烦恼痛苦，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吗？但我终于没有能这样去做。

    在菜窖里工作，也比较安全。所谓安全，就是可以避免革命群众和当地农场的工人、儿童对我们的侮辱，恫吓，或投掷砖头。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罪名”、“身份”，过去的级别、薪金数目，造反者已经早给公布于众了。

    在菜窖里，算是找到了一个避风港，可以暂时喘喘气了。

    我和杨秀玉，渐渐熟识起来。我认为此人也不坏，她的职业，说起来是骗人的，但来找的人，究系自愿。较之那些傍虎吃食，在别人的身家性命之上，谋图一点私利的人，还算高尚一些吧！有时就跟她说个话儿，另一位女同志，是过去的同事，但因为她现在是菜窖负责人，对她说话就要小心一些。因此，总是在这位同志出窖以后，我们才能畅谈。我那时已经无聊到虚无幻灭的地步，但又有时想排遣一下绝望的念头，我请这位女相士，谈谈她的生活和经历。

    她说，这是她家祖传，父亲早死，她年幼未得传授，母亲给她请了一位师父，年老昏庸。不久就抗战了，她随母亲、舅舅逃到了衡阳。那时她才十三岁，母亲急于挣钱，叫她到街上去吆喝着找生意，她不愿意去。她恳求母亲，给她一元钱，在一家旅馆里租了一间房，门口贴了一张条子。整整一个上午，没来一个人，我忍着饥饿，焦急地躺在旅馆的床上。到了下午，忽然进来一位，相了一面，给了我三元大洋，从此就出了名。

    然后到贵州、桂林、成都，每到一处，在报上登个广告，第二天就门庭若市，一面五元。那时兵荒马乱，多数人背井离乡，都想藉占卜，问问个人平安、家人消息，赶上这么个机会，不发财也得发财，我十八岁的时候，已经积下很多金条了。

    她说：“在衡阳，我亏了没到街上去喝卖，那会大减身价，起步不好，一辈子也成不了名。你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