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门口时，车停住了。车窗外面，人们把医院的大口围得水泄不通，喊着叫着，十分混乱。人群中还有许多拿着相机和摄影器材的记者，他们挡住了军车，要看我们这些被俘的“毛派分子”。很快有人把人群驱散了，车进到了医院。

    我们从车上被抬下来，看到医院的大厅和走道上挤满了记者。他们拿着相机要给我拍照。我用手捂着脸，不让他们拍照。进到医院，我被抬进到一间不太大的病房里。病房里有两张病床，病床中间有一张桌子。有个苏联军人就坐在桌边在看守着我。

    进到病房，人还没离开担架，几个军人和女护士，就来脱我身上的军服。可是，军服上早就让血浸透，经过长时间的凝固，已经变得很硬，而且，在身上粘得很紧，特别是右胸部有伤的地方，衣服和伤口已经紧紧地粘在了一起。所以，衣服就很难脱。于是，那几个女护士就用剪子开始绞我的军装。我想阻拦，可是，我浑身没有一点力气，甚至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只能无奈地看着他们把我的军服齐哩咔嚓地剪成了碎片和布条，让我整个身上只剩下了一条短裤。然后，他们拿出了一套病号服让我穿。可我并不知道这是病号服，以为是苏联人要我穿他们的衣服，就挣扎着闹腾着不肯穿。他们见我死活不肯穿，没有办法，就把我抬着放在了病床上。

    接着，就有一大帮男男女女的记者进到我的病房，有的拿着相机，有的拿着录音机，还有人拿着钢笔和本子，几乎把病房挤得满满的。还没等我看清他们，就有人对我打起了闪光灯。我一见来了这多的记者，心里一惊，心想我现在是苏军的俘虏，如果我这又瘦又脸面有伤，红肿变形的样子让他们拍照下来，登在报纸上，那该给中国的边防军人丢多大的脸，太有损国家的尊严和军威。于是，我当即把头钻在了被子里，用被子把头蒙起来，不让他们拍照。那些记者见我这样，在病房里呆了一会，便离开了。

    在病房里看守我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年龄大一些的苏军士兵，象是他们的一个班长，大个子，一脸的凶相。这天上午，他拿来几张报纸让我看。报纸是俄文的，我看不懂，可是，报纸上有几副照片。照片上是苏军缴获我军的冲锋枪c子弹c手榴弹和反坦克武器，还有语录c手电筒c电台c公文包和我边防战士的合影留念，甚至还有二十多具遗体。

    看到这些，我知道这是和我一起在无望高地上一起战斗的战友，心里非常难过。这时，那个大个子苏军指着照片口气很强在质问着我。我虽然听不懂他的话，但我知道他是在不怀好意，用这些照片在指责我，质问着我。我想对他说这是你们苏联人在欺骗全世界人民。可是，我不会说俄语，而他又听不懂汉语，所以，我就用眼睛很嫌烦很厌恶地瞪了他一眼，然后，把脸转向一边，不想理他。

    可他见我不但不理他，还用眼睛瞪他，便用力拍着我的头，对我大声吼叫起来。我恼了，冲着他便吐了一口痰。痰液吐在他的脸上，他也恼了，照着我的脸上就是几拳。因为我才从昏迷状态醒来不久，满身伤痛，浑身无力，没法还手，要不，我真要跟他拼命了。我用尽力气大声骂道，你个狗日的，俄国毛子。

    第二天早上，我刚醒来，就听有人朝我喊道，袁国孝。我心里一阵激动，想着是谁在喊我呢？可是，我见病房里没有其他人，只有那大个子苏军坐在我对面的桌旁，在朝着我看着。我不禁在想，他怎么知道我叫袁国孝？但我猛然就想起来了，我的语录的扉页上有李连祥写的向袁国孝学习的字。那是他听说我在巡逻时对苏军毫不畏惧的行为时，在上面写了这样的字。

    显然，俄国毛子想用这种办法在打探我的真实姓名，真是痴心妄想。我做出没听见的样子，继续把脸朝向天花板。那毛子见我没反应，就走到我的面前对我大声地喊道，袁国孝。我朝他很蔑视地看了一眼，然后转过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