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将军是我思考了好久才决定写的人物。

    并非是戚将军在历史上有什么争议，他是个妥妥的英烈，这毫无疑问，我之所以犹豫至今，是因为怕写不好戚将军的悲壮。

    没错，是悲壮。

    戚将军的一生都充斥着高层政斗的影子，他是个无奈的棋子，他也很明白自己棋子的身份，但为了抗倭，他却不得不委身于贼，在政客面前主动将自己的尊严狠狠撕下，践踏后又扔进茅厕，他以这种方式换来了军队的补给物资、将士的饷银以及朝廷的支持……

    面对被文人政客们在史书上不断吹嘘的“一代名相”张居正，他自称为“门下走狗”，只为了能在抗倭战役进行到要紧时刻时能有源源不断的支持和不被别人拖后腿，而戚将军麾下们用命拼来的带血的勋章，却只不过是张居正手中一个可有可无的政绩，以便在需要时拿出来利用的一个工具而已。

    说实话，对这些文人政客，怎么恶意揣测它们都不过分。

    明朝中后期的军事制度是很操蛋的，军队的控制权既不在皇帝手里，也不在军官手里，而是挂着“兵部”的名头被控制在文臣手里，这个实际情况造成了一个问题：武将带兵外出作战，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同敌人作战或者如何提升麾下士兵的战斗欲望、单兵素质等军事问题，而是要先顾虑政治问题，例如说，如果自己和掌控军队后勤补给的文臣上官不是同一个派系，那么这个武将就要先考虑能否从其他途径获得补给，比如“就食于敌”，这算是好的，毕竟是在敌人或第三方的国土上作战，对本国的百姓伤害不大，可若是“就地筹饷”，那本国的而百姓就遭殃了，军队尚未出征，朝廷的粮草迟迟不到，一旦军队这种凶兽饿着了，他们可不会管你是谁，只会先填饱自己的肚子，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出征，首先伤害的就是本国的百姓。

    而这种情况又恰恰是文官们最愿意看到的，因为它们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就地筹饷”的军队大肆抨击，在宣传舆论上将军队或武官体系一边倒地碾压到底，再以“道德君子”的面目大声疾呼，讲明军队的坏处和对百姓的伤害，言明军队必须要加强控制，从而获得更多的军队控制权，如此的恶性循环，便出现了连皇帝都害怕的场景：天下军队九cd是文官的私军，而且这支私军还是用朝廷的钱养的，一旦皇帝显露出对文官们的不满，文官们便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弹劾皇帝，逼宫退位，甚至连军队都不必动用，只需要对皇帝隐晦地暗示一下：老板，公司的保安都是我的人，这些保安可都是心向圣人的，您不和他们走一条路，他们就会让您去追随先帝，到时候这种事情就不是我们能控制得了的了，所以，为了建设和谐社会，还是请您下诏退位，让一个同样心向圣人、喜欢拱垂而治的人当皇帝吧！当然了，文臣逼宫这种情况在明朝历史上并未发生过，但是文官们却确确实实地一直用这种手段来逼迫皇帝达成自己虚伪又猥琐的目的。

    所以说，明朝的文官是整个国家的毒瘤。

    这不仅是有明一朝的悲哀，更是整个中国历史的悲哀。

    这种文官掌权的现象，应当追溯到汉唐时期。

    汉唐时期，文人的数量并不多，整个中原的教育、文化等都集中收拢在贵族、地主以及世家的手里，现在很多历史小说里说的“五姓七望”，便是那些世家大族。

    例如说太原王氏，在晋朝时曾出现过“王与马共天下”的现象，这并非是司马氏舍得放权，而是在三国时期，司马懿便已经与王氏达成了政治上的一致：王家帮助司马家上位，司马家则用整个国家的资源来回报王氏，而王氏之所以能在唐朝时被人称为“五姓七望之首”，正是因为在两晋时期的政治运作的成功——它们占据了全国的资源来壮大自身，以至于后来连李世民那样的雄主都不敢对其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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